孙犁散文集-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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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找来被称做探索的作品读一读,以为既是探索,就应该是过去没有的东西。但看过以后,并不新鲜,不仅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且并没有任何进展之处,只是抄袭了一些别人身上脱落的皮毛。有些爱情的描写,虽是竭力绘声绘形,实在没有什么美的新意在其中,有时反以肉麻当有趣。
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三十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有无力量,不在你描写了什么事物,而在你感受到了什么事物,认识理解了什么事物。所以,当我读到舒群这篇小说,就感到与众不同,是一篇脚踏实地的作品。
他写的并不是什么所谓重大的题材,也不是奇特的惊人案件,也不是边疆风光,异国情调。他所写的,简直可以说是到处可以见到的生活,是宿舍见闻,是身边琐事,是就地取材。但以他对这一生活的细密观察,充分认识,深刻感受,就孕育了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个大量存在,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小说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问题不在于用什么形式,而在于形式能否为要表现的生活服务,能否与作品的生活内容水乳交融,互相生发。
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很紧严的,进展得合情合理,非常自然。
近些年来,有些评论家大谈小说的情节与细节,有很多脱离实践,不着边际,成为一种烦琐哲学。对创作不会有利,只会有害。
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作者并没有这种生活经历,或有所经历而没有感受,或虽有感受而没有真正理解,他是不会构思与组织能以表现此种生活的情节或细节的。强加情节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将丝毫无补于生活的表现,反而使生活呈现枯萎甚至虚假。情节,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波浪,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
日记从阳历元旦开始。最初所写,不过是添买一辆自行车的家庭琐事。从细小家务中,引出这一家庭不幸遭遇,为整个故事,打好了逐步建设的根基。第二节展示了新建住宅区的风景画,其目的在于引出那一群戴雪白口罩和褪色头巾的女孩子们。第三节,借第一人称的老人晨起打拳之机,进一步描写了作为女主角的女孩子,并与老人家庭联系起来。第四节,写老人与女孩子的生活联结。第五节写女孩子的心灵忌讳。第六节写“不虞之隙”,即女孩子所受新的刺激。第七节写悲剧的高潮。第八节写转机并感想。
故事进展得很自然,简直看不到人为的痕迹。作家所写,看来不过是宿舍大楼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而笔墨所渲染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一个时代的创伤,一个时代的困苦和挣扎,一个时代的斗争与希望。而且是经过老少两代人的心,用两代人的脉搏跳动,两代人的眼泪和叹息来表现的。
人为的创伤,确使我们原来健康、活泼、美丽的民族,大病了一场。谢天谢地,医治还算及时,我们很快就会复原的。
但经历的一场噩梦,痛苦的记忆,是不容易消失的。这也算是伤痕文学吧,但读后并不使人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并使人有所觉悟和警惕。
作家在小说语言上的尝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的语言,采取了长段排比,上下骈偶,新旧词汇并用,有时寓庄于谐,有时寓谐于庄,声东击西,真假相伴,抑扬顿挫,变化无穷的手法。这种手法,兼并中西,熔冶今古,形成了一种富有生活内容和奇妙思路,感染力很强的语言艺术。这是作家研究吸取了外国古典文学语言,特别是中国的词赋、小说、话本,以及民间演唱材料的结果。当然,这种运用,并不是每一处都那么自然,有时也显得堆砌、生硬或晦暗,有个别用词显得轻佻。
很久不读如此功力深厚的小说了,写一些读后感想,并志对作者的怀念之情。
1981年4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六)
在河南出版的《莽原》第一期上,读到了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王结实》。小说共分九节,前几节写得很真实,充满幽默感,读起来,使人不断笑出眼泪。八节有些生硬。最后一节稍空,手法也有变化。这种尾声,虽显得更含蓄,终给人以飘浮的感觉,也失去了幽默感。与前文情调不合。
我一向很喜欢李准同志的小说,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感,并不完全在语言的选择上。使语言充满笑料,这是容易做到的。
在艺术上说,却是比较低级的。他的幽默,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认识的面广,认识的深刻。对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觉,而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以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
这种表现,不是快一时之意,也不是抒发积郁之不平。
(文中有一处,把好整同类的知识分子比作咬伤其生身之父的骡子,就有些近于“抒发”了。)这种表现,是基于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和热爱,基于对一些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对另一些人物的深恶痛绝。这种表现,常常是含蓄的,隐约的,但能触及深处,引发共鸣。在写作时,并不像插科打诨那么轻松,是要一层层往深的地方挖掘的。
对生活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幽默。对生活的淡漠,也不会产生幽默。幽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手法。鲁迅、契诃夫都善于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冷峻地注视着生活,含着眼泪发出微笑的。
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去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一种要素。
我也读过一些描写十年动乱的小说。不用说全面的、大画卷的作品,还没有见到,就是短篇,写得深刻的,真正能表现这一时期的特色的,也不多见。这不能完全怪作家。这一段历史,在文学上作出表现,有过多的纠缠和困难,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些。一些青年人来写它,困难就更多,而老年人又多不愿去接触它。
就其大体形态而言,林彪、“四人帮”之所为,是用了嫁祸于人和借刀杀人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为中国革命付出过血汗的老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一切差别和等级之间,波及整个社会。他们用鲜血淋淋的白色恐怖,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群众向东向西,只能听他们的,稍有迟误,火便会烧到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这一时期,是很难谈什么人性、道义、同情等等美德的。
前几天,一位同事,写了一个短篇,拿来叫我看。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好,只是那个故事不真实。写的是在那十年动乱的时期,一个小孩因受父母牵连,被押送到亲属所在的北大荒去。在火车上,人们居然对这个孩子,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与爱护。有人给他吃食,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给他理发。
一群妇女自动组织起来,给他赶制棉衣,在一个姑娘的照顾下,小孩甜蜜地睡着了。这种场面,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照顾负伤的子弟兵一样。而车站外面,正是红海洋,高音喇叭气氛。
当时所谓黑帮子女,能遇到这种待遇吗?这是过分地把这一非常时期美化了,理想化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人民能这样抵制,这场“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不是说,人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是说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作这种表示,更不用说在火车上进行这种串连了。也不能要求人们这样做,他们把同情埋藏在心里,不趁火打劫,不落井下石,就算够道义的了。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痛苦。
在李准同志这篇小说里,第七节所写,王结实的正义行为,或者说是仗义举动,也使人有些不典型的感觉,与人物性格不很统一。正因为如此,此段以后,文章也就失去了那种幽默感,显得有些勉强了。
作者是想表现贫农的优良品质,增加人物的分量。但这一想法,并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因为这一行为,超越了时代和人物的典型界限。
一篇短篇小说,应该情调统一,适可而止。有时要延长一些什么,或强加上一点什么,效果反而不佳。
1981年5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
后记人类的史诗,翻过了从荷马、拜伦、贝多芬、高尔基,历史上像一串北极星斗一样灿烂的诗篇,到了后面的篇幅,中华民族,世界人类最古老优秀民族之一的全体,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开始了这史诗的续写!
这用血用泪,用呼号,用胜利书写的人类史诗的续篇,虽还没有完成,但它在第一句便显示了空前的光芒,这光芒,将在人类历史文化上,像古刹的万年灯火,永久不灭,而射澈今古!
中国的青年写作家,一切从事于文化工作的男女,生在这个时代,参加这次战斗,应该自觉到你的光荣,你的幸运!
我们申诉一切青年写作者的火炬、星斗、太阳高尔基的话语:在世界上从来没有找出像现在这么有广大的可能,去参加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历史行动。因此,每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义务,就在于认识自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工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
我们的武器,照高尔基说来是写作,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好地在思想上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的写作更尖锐,使我们的武器,更能激动全民族的心灵和口舌。于是,我们的义务,就在于更多献心力于抗战!
这一切义务降临到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通讯员面前,他们就更变为沉重和迫切了!
站在民族解放战斗的行列里,一个青年通讯员,应当是大军的尖兵,他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勇敢和理想。他应该有一个艺术家的心和历史家的敏感,战士的忠烈!
民族予青年通讯员,以焦渴的希望。优秀的通讯员,正在膺受着这希望而坚决的走上征途了。
他们要在全国各地,各战场上奔走,他们要把抗战的每一个细微,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报告,向全人类报告。
他们要把中国的一切新生力量,一切进步,一切光荣,一切胜利,写到他们的通讯里去,向全国的人民夸耀,向全人类夸耀!
这样下去,就得到了我们的胜利,这样积累下去,就造成了我们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