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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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荷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后来者应该居上。
1978年11月5日草成——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被删小记
最近，江苏铜山县大许中学教师吴海发同志，因为要讲小说《荷花淀》，发现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里的《荷花淀》，与高中课本上的出入太大，来信问我，究竟哪个版本可靠。
小说被删，过去虽有读者函告，究未见到实物。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徐州师院选本所载的《荷花淀》，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或一两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满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
这是怎么一回事，删者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删法，都不得而知。吴海发同志还发问：“高中课本上的《荷花淀》，写得细腻生动，是你本人修改的，还是课本编者修改的？”他把徐州师院的选本，看成了我的原作。
如果是“节本”或“洁本”，应在文前文后，加以说明。
如果是评论家，可以对一篇作品提出何处是多余，或不妥，应该删掉的意见。
如果是评选家，也可以在文章上加批加注，说明可删可节之处。
但以上三者，都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叫人明白这是他的意见。而这位编者的做法是：随心所欲，把你的文章支解，分割。不加任何说明，灭去他自己的刀斧痕迹，使读者以为你生来就是这样。
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
编辑对投稿，老师给学生改作文，发表时还用作者或学生的名字，也不一定注明何处为编辑或老师所改。但那是投稿和作业。把这一做法运用到人家已经出版多年的作品上，是何居心，确实使人莫名其妙。
你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吧，他确实也把它选上了。你说他喜欢吧，确实他又觉得有美中不足之感，不甚合他的心意。
写篇批判文章吧，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于是干脆自己动手，以快一时之意，以展不世之才。
也许有人要说：看，你又来了。当“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性命如草芥，文字被注销，辗转沟壑，朝不保夕。在那时候，曾看不到你有任何不平，听不到你有半句异议。现在删你几段文章，有什么了不起，为何如此喋喋不休，大惊小怪？
岂不是又旧病复发？
是的。如果是在那些年月，如果只是如此，这不但只能算是小动作，而且还可以说是对作者宠爱有加，恩施例外。但他们这样做，好像并不在那个非常时期，而是在非常时期之前。请参看一封复读者的信，就可明白。
我只好写信给吴海发同志，说明徐州师范学院所选的《荷花淀》，是经过别人删改的，是不能用的。
1980年5月3日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发表在上海的《小说》杂志上。最近，有的地方编辑丛刊，收进了它。在校正文字时，我想起一些过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郑重回忆的事迹。但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泞。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
呼叫醒来，长舒一口气想道：我走过的路上，竟有这么多的险恶，直到晚年，还残存在印象意识之中吗？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谈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经历了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我刚刚从繁峙的高山上下来，就和华北联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几十个同学，结队出发，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由总支书记吕梁同志带队。吕梁同志，从到延安分手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他。
他是一位善于做政治工作，非常负责，细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怀念的同志。
我们从阜平出发，不久进入山西境内。大概是到了忻县一带吧，接近敌人据点。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村庄，在村里看不到什么老百姓。我们进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里，就按照命令赶快做饭。饭是很简单的，东锅焖小米饭，西锅煮菜汤。人们把饭吃完，然后围在西锅那里，洗自己的饭碗。
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
等人们利用洗锅的那点水，把碗洗好，都到院里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锅里的水已经很少，也很脏了，我弯着腰低着头，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漫，院子里的人都惊了。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拿着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里，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据事后他们告诉我，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
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的时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
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
我刚刚受了惊，并断定这是村里有坏人，预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弹，也可以说是一枚土制的定时炸弹。如果不是山西的锅铸得坚固，灶口垒得严实，则我一定早已魂飞天外了。
我非常气愤，和她吵了几句，悻悻然回到队上，马上就出发了。
村南是一条大河。我对这条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记问它的名字。是一条东西方向的河，有二十米宽，水平的像镜子一般，晴空的太阳照在它的身上，简直看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我们急迫地渡过河流。水齐着我的胸部，平静、滑腻，有些暖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
远处不断传来枪声。过河以后，我们来不及整理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同学，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我招呼了她，并把口袋里的冷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作为赶爬这样高山的物质准备。天黑，我们爬到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们才算下了山，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事们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惊险场面，作为笑料，并庆幸我的命大。
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
现在，我主要回忆的不是这些，是关于那篇小说《山地回忆》。小说里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我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
“四人帮”派的文艺观是：不许人们写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间，去作无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这是一种对生活、对文艺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们认为是“红”的时候，他们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起来。以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写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写出美女。并把故事和当时当地联系起来，拿到一定的地点去对证，荣耀乡里。在一部作品，他们忽然又要批判的时候，就把主角的反动性，和真人真事联系起来，甚至和作者联系起来，拿到他的工作地点或家乡去批判，株连亲友，辱及先人。
有人说这叫“庸俗社会学”。社会学不社会学我不知道，庸俗是够庸俗的了。
我虽然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他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摄影。《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
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1978年9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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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
阎纲同志：
昨天收到《鸭绿江》评论组转来的你写给我的关于《铁木前传》的信。说是等我的复信写好了，一同在刊物上发表。
这当然是叫我作文章。但是，我首先问候你的病体，祝你早日康复！
近两三年来，在我写的短小文章里，谈到我自己的地方太多了。我自己已觉得可笑，这样急迫地表现自我，是一种行将就木的征象吧！
其实，作家表现自己，这是不足为奇的，贤者也不免的。
真诚的作者，并不讳言这一点。而作品之能具有一些生命力，恐怕还离不开这一点。
你以为小说里就没有作家自己吗？那是古今中外，都无例外，有。
《铁木前传》里，也有我自己，以下详谈。这几年我谈了自己的不少作品，但就是没有谈这本书，在写给一个地方的自传里，我几乎把这本书遗漏了。因为，这本书对我说来，似乎是不祥之物，其详情，请你参看拙著《耕堂书衣文录》此书条下。
初看到你的来信，我还是无意及此。但是我很为你的热心和盛情所感动。今天早晨起来，才有了一些想法。
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
我下乡的地方，村庄叫作长仕。这个村庄属安国县，距离我的家乡有五十里路。这个村庄有一座有名的庙宇，在旧社会香火很盛。在我童年时，我的母亲，还有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这个庙会，头一天晚上，煮好一包鸡蛋，徒步走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我一直没有到过这个村庄。这次我选择了这个村庄，其实不只没有了庙会，寺院也拆除了，尼姑们早已相继还俗；其中最漂亮最年轻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在这个村庄，我住了半年之久，写了几篇散文，那你是可以在《白洋淀纪事》中找到的。
其中有两篇，和《铁木前传》有关。但是，我应该声明，小说里所写的，绝不是真人真事，所以无论褒贬，都希望那里的老乡们，不要认真见怪。
创作是作家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