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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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同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
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这里显然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要求，但是，决议强调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它的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却证明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高度重视。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再次把实现文艺大众化放在首要地位，指出“‘左联’的斗争还没有在实际生活斗争上发生很大的效果，那关键就在‘左联’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面向群众’，因此，切实的全般的实行这个转变，就是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注：《秘书处消息》第1期，1932年3月15日）这些决定和号召，扩大了文艺大众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范围，强调了它在整个革命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成为第二次讨论的纲领。在一年多时间内，《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征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了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
文学形式仍然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面。鉴于旧的通俗文艺的形式最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瞿秋白认为革命作家不能轻视旧形式，“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注：《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阳）与此同时，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国际革命文学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现实、富有战斗性、短小精悍等优点，它们既能很好地表现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又比较便于群众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周起应指出，“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注：《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在这以后，报告文学等形式就迅速地繁荣起来。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讨论还着重地提到文学语言问题。瞿秋白针对新文学作品的语言还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主张推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他详细地说明了“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它一方面“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和“所谓‘官话’的软化”，一方面又是“各地方土话的互相让步”，“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它同时还“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这种语言“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谈科学，可以表现艺术”（注：以上引文散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署名史铁儿）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两文）。他认为应该由此来逐步形成新的文学语言。尽管这些意见包含了对于“五四”白话运动的历史功绩估计不足的错误倾向，但强调从人民口头语言中吸取、提练文学语言，却将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切合于当时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需要。它还成为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讨论的前奏。
这次讨论还较多地涉及到大众化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这些都是一九三年春的讨论很少或者没有触及到的。周起应认为形式固然是实现大众化的“先决问题”，“最要紧的是内容”（注：《关于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强调大众化作品应该写革命的“大事变”、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等题材；他批评了一些作品中浅薄的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倾向，认为“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学习”和“‘向群众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的口号。瞿秋白希望革命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以茶馆、工房、街头为活动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里包含了作家应该努力接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熟悉他们的艺术爱好以至于思想感情等要求。这些提法虽然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却也可以看出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和提高。c
讨论的深入还表现在不同的意见有了初步的交锋。当郑伯奇表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他们缺少接受文艺作品的“相当的准备”（注：《大众化的核心》，署名何大白；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时，瞿秋白立即指出这种“智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站在大众之处，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的态度，正是实现大众化的“深刻的障碍”，“必须完全铲除”（注：《“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第2册，875—878页）。此外，艺术至上主义、轻视大众化作品的思想、把大众化运动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研究会”阶段的脱离群众的作法，也都受到了批评。在讨论中，茅盾和瞿秋白还就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何在，交换了意见。茅盾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日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署名止敬）。瞿秋白则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写出大众文艺，然后才能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份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这些都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正当革命作家提倡大众化，要求为群众创作通俗读物如连环图画和唱本的时候，“第三种人”苏汶射来了一支冷箭，他恶意地反问：“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注：《关于〈文学〉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以中外古今美术史上许多名画为例，生动地“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注：《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0月），给了苏汶的挑衅以有力的回击，揭露了他对于艺术史的无知。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讨论，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多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涉及问题最多的一次。在这以后，革命作家还就文艺大众化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旧形式、大众语、通俗化等，分别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一九三四年春夏，报刊上重新展开文学的新旧形式的讨论。有人以内容和形式不能分割为理由，指责利用旧形式“类乎‘投降’”，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注：耳耶（聂绀弩）：《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4年4月24日）。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