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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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
《（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