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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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我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个国家绝望。
不论有多少无序、功能失调和漂移不定，至少在我看来，分离、文明冲突的内战的危险，在今天远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问题。
不管政治和社会的空间是多么被割裂，不论这种虚无主义的狭隘记忆的超级膨胀；不论构成国家无形大厦的伟大社会肌体的超级肥胖症——这越来越不是一种隐喻；不论少数族裔聚居区的严重苦难；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这些不祥之兆将是国家认同及其代表这一认同的所有政治形式的衰败、分裂，以致最终内部分崩离析的先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欧洲所预见的美国模式的崩溃。
再一次，理由同样来自历史和我在旅途中所得出的一系列印象。
当你像拉科尼和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美国“国家认同”这个问题时，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美国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我们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所认知的那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些对纯粹联邦主义怀旧的人，那些为一个他们认定业已被部落文化损害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叹息的人，那些相信能够制造出一个世纪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人”的传统“熔炉”的人，正在为一个从未存在的模式哀悼。在一个仍被对君主制、专制和权力滥用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攫住的国家，这个模式简直不可思议。正像黑格尔所指出的，美国从来不是、也从未寻求成为那样一种“合众国”，其范式在于通过把“政府”（在欧洲，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国家”）和“国家”（总是领土的）分开来解构统一的概念。人们应该记住，这个国家的认同，它的根基，它的名字——“亚美利加”——或者说，它决定采用一个起初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阿美里戈·韦斯普奇，佛罗伦萨探险家的名字，因一位德国绘图师而成为不朽！），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轮廓大致成为从火地岛到白令海峡的大陆（你能想象法国人或德国人像新英格兰定居者们称自己为“美国人”那样，同样不经意地把自己命名为“欧洲人”？）——这种态度，这意义重大的最初的随意性，这对命名奇怪但显而易见的无所谓，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视命名为至关重要，这寒微的洗礼，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之俱来的可说是同质的脆弱现实。这还没算上同样是错误的一种历史观点，它没有考虑到在一个长的、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中，美国化甚至比现在更有问题、更不稳定、更不确定和脆弱（在1882年那篇依然是对国家定义最准确概述的《国家是什么？》的索邦著名演讲中，难道厄·勒南没有指出，与讲“四种语言”但组成“一个国家”的瑞士不同，美国讲“同样的语言”，但像“西班牙美洲”，没有组成“单独一个国家”？）。它没有算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今天被我们称作“少数族裔”的人无法危及民主契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不被包括在内（在那几百年中，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黑人是美国人但不能投票；在那个黑暗时代，犹太人逃离中欧种族聚居区，但当他们来到美国时发现另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尽管这与不久即将蔓延到他们母国的灭绝性暴行不可同日而语，但已恶毒到足以使亨利·福特这类人在他的迪尔伯恩的报纸上兜售《犹太贤士议定书》）；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个时期，那时说德语成为罪行，在科罗拉多、艾奥瓦、堪萨斯、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说双语的“日耳曼人”被大众和官方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的确，这些争论回到过去的一个时代，它们已全都被遗忘，但它们所含的回音式的暴力使得今天有关拉美裔人社区把双语主义引入南部和西部州的辩论，相比之下显得不那么严重……
第15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4）
我应当对这些普遍思考做一补充，即在我的整个旅途中，爱国情绪的活力和狂热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应当补充，从纽约州到加利福尼亚，从迈阿密古巴移民社区到南部各州的浸礼会教堂，我听到了更多的“天佑美国”，更多的《团结一致》歌曲，更多提及“天定命运”，更多的向国旗效忠宣誓和集会，更多“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的群众”，更多支持“我们的军队”的守夜，因为是大选年，更多“选民登记”的激励——简而言之，更多“美国信条”的证明，这比我听到的对美国的失望或不满更多。
我应当补充那些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的例子，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总会找到一种方式来提醒我，按人口比例，他们的社区在近来美国战争中，提供了最强悍勇敢的连队。或者孟菲斯的黑人和他们的“双重骄傲”，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者不可分割——现在看起来，我初次访问美国的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遥远啊——那时越战的反战者处在政治关注点的中心，这些同样的“奴隶之子”处于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极端分离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我还应当补充在洛杉矶的伊朗人、在纽约的韩国人的例子，还有那些著名的拉美裔人，一份最严肃的调查显示，他们第二代说完美的英文，第三代忘掉了西班牙语。我应当补充，在所有这些各自不同的群体，这些丝毫不打算放弃他们不同之处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同样自相矛盾的美国化的渴望，甚至是，像理查德·罗蒂所说，为他们的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在他们看来，这种愿望和他们“道德选择”的实践毫不冲突。一种通过他们的遗产和品质最终为美国增添更大光荣的感觉使这一愿望更增强十倍。
接下来，“政治正确”在欧洲被做了很多文章。从字面上理解，这似乎像是危机的顶峰，区别论的荒谬的登峰造极。最重要的，它标志着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其代表性、其知识结构、其语言的彻底土崩瓦解。它究竟是什么？首先，难道“政治正确”（欧洲人对其大肆嘲弄）没有其可敬之处吗？它聚焦于少数族裔和受害者。它的目的是不让承载受辱者历史——已经被当作化石处理——的语言中的任何自动反射不被觉察地滑过去。这里难道没有一种形式的大度甚至高尚吗？人类的种种不幸最终不可避免地铭刻在他们文字的历史上，你需要进入到语言洞穴的中心，深入最神秘、隐藏最深的语源学去追踪丑事的沉淀，这个想法难道不是包含很深的真理吗？
我们是否可以，像我们在欧洲所做的，要求普遍化的忏悔，然后突然嘲笑对良心的审视？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审视是要在语言交流的最深处寻找原始罪行的印迹和证词。抑或——我在思考印第安人所经历的漫长苦难——当问题涉及被剥夺了面容、名字甚至人头数的亡者的时候，当问题涉及隐藏的埋骨处和真正含义上的“完美的犯罪”的时候，难道不仅是公正，而且是紧迫的需要在其藏身的语言中搜寻任何蛛丝马迹？
最后，至于说到其他的，至于说到这种做法中明显的过分之处，它们滋生了这种普遍化的受难者民主的最无道理的一面，“政治正确”趋势的最过分表现有时像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化装舞会，有必要对它予以如此重视吗？有必要小题大做地对某些小团体谋划重写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以抹掉冒犯七个小矮人的痕迹大动肝火吗？因为一小伙女同性恋档案管理员决定不说“历史”（history）而说“她的故事”（herstory），因为某个教授——对不起，女教授——顺便说一句，据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说，要求拆除一尊被她指控为性骚扰的戈雅裸体复制品，我们是否需要得出结论认为，大学正在变成“校园集中营”或正在遭受“新红卫兵”的侵犯？当一家出版社在印行《圣经》时，把“父神”改为“父母神”，并且为了避免得罪左撇子，他们把上帝的“右手”译为“有力的手”，当一位加利福尼亚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因为直呼他的一个学生“残疾人”而不是“不同的身体天赋”而被起哄，我们是否应该落入宣布语言原教旨主义者获胜和西方文化坍坏的陷阱？简而言之，对待整个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应当有常常鞭策这一运动积极分子的那种幽默和超然，那种看到表象背后的才能？
第16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5）
在美国度过了这一年以后，我确信回答是肯定的。我确信艾伦·布鲁姆在欧洲和美国的追随者们对这些现象、话语和行为做了过分的诠释，它们的意义和影响也许不超过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以同样的语言激进主义的名义宣布语言本身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发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就像波尔布特和柬埔寨人所做的，把所有字典付之一炬。更具体来说，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这全部事情中，不仅有一种对补偿和正义的不可否认和可敬的期望，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寻衅、激怒和恶作剧的方式，它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泄气，拿出只不过改变了颜色的反麦卡锡主义的修辞武器库来对付它，也许不那么有用。结果摆在那里。例如在黑人社区的语言习惯方面，我清楚地感觉到从前美好的用词“黑”的回归，以反对“政治正确”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制使用的术语。除此之外，我很惭愧地承认，至今我没有遇到任何人把“盲人”说成是“视力受到挑战”，把“秃顶”说成“头发缺陷”，或把“酗酒”说成“天赋的部分清醒”。
也许这是一个历史场合的问题。
也许，这与我是在“9·11”之后抵达因此非凡团结的美国有关。
也许，飘扬的美国国旗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仅在一年前，它是我在纽波特对美国的初次印象。
但我的结论依旧。如果我必须开具一个诊断书，它将是美国模式存在危机，而非濒临灭绝。如果我必须冒风险提供一个假说，它将是介于“合众”和“为一”之间的新的辩证关系，选择和认同，在两种理念之间，种族的和公民的，民主的和共和的，它继续构成——当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基于一种不同谈判的妥协——仍然被称为美国的日常公民选择。如果，尽管一切特别是美国迷惘的证据日积月累，我必须一赌未来，它将是一个旧国家模式基于新界定的重组——老的界限被重新安排。美国的确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在那里才干和反才干、奉献和掠夺，或用宗教术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