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眼-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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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眼》
序言
1944年初，德国情报部门正在收集有关英国东南部部署大量军队的证据。侦察机带回的照片表明，那一带有军营、有机场，英格兰东岸的沃什湾上有一支支舰队；人们还看到乔治·S·巴顿将军①，他穿着那条不会被认错的粉红色马裤，牵着白色哈巴狗在散步；那儿的部队之间联络频繁，无线电讯号十分活跃；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也写出了一份份可作佐证的报告。
①乔治·S·巴顿（Patton，GeorgeSmith，1885…1945）：美国陆军将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和地中海战区指挥坦克战，功勋卓著。他富有顽强战斗和自我牺牲精神，部下称他为“血胆老将”。
那一带当然没有部队。所谓军舰是橡胶和木板拼凑的骗局；所谓军营是道道地地的电影布景；巴顿手下无一兵一卒；频繁的无线电讯号毫无实际意义；那些间谍都有双重使命。
上述伪装的目的是欺骗敌人，使他们忙于应付盟军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发起的进攻，从而有利于D日②那天在诺曼底的突然袭击。
②D日和诺曼底登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转为对同盟国有利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受命组织历史上最强大的舰队。这一计划在英国制定时，德军司令、陆军元帅隆美尔正在法国的海岸线上构筑“大西洋壁垒”，以抵挡这一预料中的登陆。这次反击是从英国向法国北部进行的，不是按计划人员所拟定的在5月发动，而是在6月6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著名的“D日”。
欺骗敌人的这个计划十分庞大，几乎难以实现。在实施中，投入了成千上万的人力。希特勒的间谍中如果无人能识破，这一欺骗将真的成为奇迹。
间谍究竟有没有？战争期间，人们认为他们都处在当时被称做“第五纵队”①的包围之中；战争结束以后，人们渐渐有了另一种说法：军事情报部第五处在1939年圣诞节就把这些人全部围捕。实际情况似乎是：间谍所剩无几，军事情报部第五处几乎把他们一网打尽。
①第五纵队（FifthColumn）：从事暗中活动的颠覆分子组成的秘密小集团。他为破坏一个国家的团结而不择手段。
但是，只需要一个……
人们知道：在东英吉利亚所故意布置的一切，德国人当时已经看到了；人们还知道：德国人当时就怀疑那是一种圈套，并竭力要弄清事实真相。
历史仅仅是这些，其余的便是虚构。
但仍然要说，人们怀疑这一类的事一定发生过。
1977年6月
于萨里坎伯利
第01章
“德国人几乎都受了欺骗——只有希特勒估计正确。他虽然有直觉，但在行动上还踌躇不前……”
引自A·J·P·泰勒着：《英国历史：1914…1945》
英国的冬天，45年来从未有过如此寒冷。白雪皑皑，乡间的村庄全被封锁，泰晤士河上一片冰封。1月的某一天，在格拉斯哥…伦敦铁路线上，火车晚点24个小时才抵达尤斯顿。由于大雪与灯火管制，汽车行驶充满了危险，车祸倍增。人们戏谑地说，驾着奥斯汀7型汽车晚间在皮卡迪利街道上行驶，比驾着坦克穿过齐格菲防线①还要危险。
①齐格菲防线（Siegftiedline）：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
冬去春来，万物欣欣向荣。蓝莹莹的天空中，屏障式的气球随风飘荡，蔚为壮观。伦敦的街道上，只见度假的士兵与身着短袖衣的姑娘在调情逗乐。
作为战争时期的一国之首府，这座城市看上去并不十分相称。战争的种种迹象当然可以看到。亨利·费伯此时正骑着自行车，从滑铁卢车站前往海格特，他已经注意到：重要的公共建筑外面垒起了一袋袋的沙袋；郊区的住宅庭园里筑起了安德森式的掩体②；一幅幅的大型广告告诫人们要疏散，要采取防空措施。在观察种种迹象时，费伯的洞察力比普通铁路职员要深刻得多。他看到公园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就知道疏散工作没有做好。石油尽管是定量供给，但是他注意到公路上照样行驶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不仅如此，他还看到汽车制造商做的广告，他们在推销新型汽车。他意识到许多工厂拥进了夜班工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些工厂的日班工人还没有足够的活儿可做。尤其重要的是，他密切注意到大量的军队在英国铁路网上调动。所有调动的文件都要从他的办公室进进出出。人们从这类文件中能了解到许多情况。比如今天，他在一批表格上盖着橡皮图章，就知道眼下又有一支远征军正在结集，而且他还挺有把握地了解到：结集的部队大约有10万人，他们要开往芬兰。
②安德森式的掩体（Andersonshel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波纹铁防空掩蔽所。因为是当时的内务大臣约翰·安德森所提倡，故名。
有些迹象的确存在，可是都有点可笑。广播节目对战争期间的官方公文加以嘲笑；民众团体的歌声在防空掩体里荡漾；时髦女郎把防毒面具装在服装师设计的袋子里；人们在谈论“令人厌恶的战争”，一会儿富有传奇色彩，一会儿又是平凡琐事，犹如在放电影；凡发出的空袭警报，无一例外地都是假警报。
费伯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
他已经到了阿奇维大路，因为是在上坡，身子便稍稍前倾。他两腿长长的，蹬起自行车来就像火车引擎上的活塞一样，从不疲倦。他谎称39岁，但看上去也挺像39岁的样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讲真话，这是为了他的安全。
他骑车登坡，来到海格特时渐渐冒汗了。他住的房子在伦敦属于最高地段，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住处，也正因为它的地势高。那是维多利亚式的砖房，位于六排房子的尽头。这一带的房子很高大，但又狭窄、阴暗，如同居住者的心情，仿佛就是为他们建造的。每幢房子有三层，另外有一层地下室，仆人从那里进出——在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坚持仆人另有个进出门，即使家中没有仆人也要开出这个通道。费伯对英国人真有点嗤之以鼻。
在六号房居住的是哈罗德·加登先生。他曾经有个小小的公司，经营茶叶和咖啡，不过在大萧条时期①早就破了产。加登先生有个人生准则：负债不能偿还便是弥天大罪。他破了产，别无选择，只有一死。他给妻子留下的惟有这幢房子。这位遗憾迫不得已，只好招租房客。她何尝不乐意做个女房东，但是在她生活的圈子里，那种规矩却要求她装得有点羞于去做那个。费伯有间带老虎窗的房间在楼顶那一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就住在那房间里。他对加登太太说，他要到埃里斯去和母亲一起过周末。其实，他在布莱克希思那儿另有一个女房东，那位房东称他为贝克先生，并且认为他是个推销员，为一家文具商推销产品，整个星期都在外面奔波。
①大萧条时期［the（Great）Depression］：指1929年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
他推着自行车，上了花园小径，只见高大的前厅那些窗户似乎在皱着眉头，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他把车推进小棚，锁在草坪修剪机上——车子不锁，要以违法论处。小棚四周的箱子里培育的土豆已全部吐芽。加登太太在花园里全都种上了蔬菜，以表示她对战争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费伯走进屋，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洗过手以后便去吃茶点。
已经在吃茶点的有另外三位房客：一个满脸粉刺的年轻人，来自约克郡，正设法参军；一个头发花白的糖果推销员；另外一个是退役的海军军官，费伯认为此人有点变态。费伯朝大家点头招呼以后便就坐了。
推销员正在说笑话：“中队长就对他说：‘你回来得早啊！’那位驾驶员一转身，答道：‘怎么，我把传单整捆整捆地扔了下来，难道错了吗？’中队长说：‘哎呀天啦！说不定你砸伤人了啊！’”
海军军官咯咯笑了起来，费伯也跟着笑了笑。加登太太托着茶盘走了进来。“晚上好，费伯先生。我们没有等你回来就用茶点了，请你别在意。”
费伯拿起一片全麦面包，涂了一层薄薄的黄油，立刻又拿起一片大香肠，对加登太太说：“你种的土豆要移植了。”
费伯匆匆吃了茶点。那三位房客还在就张伯伦是否应该让位给丘吉尔的问题争论不休。加登太太随时在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总要看看费伯，希望他也有所反应。她是个邋遢的女人，身体微胖，年龄与费伯相仿，但却穿着30岁女人的衣装。他估计，她想再找个丈夫。对于他们的争论，他一言不发。
加登太太把收音机打开了，在一阵嘈杂声之后，就听到播音员说：“这是英国广播公司，国内广播节目。现在向您播送的是《又是他》！”
费伯听过这个节目，是定时播出的，内容与一个名叫芬弗的德国间谍有关。费伯向大家道了别，就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又是他》节目播完以后，海军军官和推销员去了小酒店；约克郡的那位小伙子由于是个教徒，便去了祷告会那儿；屋里此刻只剩下加登太太一个人了。她孤单单地坐在客厅里，端着一小杯杜松子酒，对着这光的窗帘发愣，心思便转在费伯先生身上。她希望他别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房间里。她需要有个伴儿，而他正合适。
想到这儿，她心里便感到内疚。为了平衡一下自己的心理，她就想想加登先生。回忆虽然很亲切，但印象却很模糊，好像在放一部陈旧的影片，放映机的齿轮破碎了，声带不清晰。若要想像他此刻和她一起呆在屋子里会是什么情景倒很容易，但是若要想像出他的面孔，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就眼下的战争新闻做出什么评论，那就有难度了。他生得矮小机灵，做生意全靠运气。顺时财源滚滚，背时一筹莫展。在大众面前他感情从不外露，但在床上却有百般柔情。她非常爱他。这场战争要是老打下去，许多女人就会陷入像她一样的境地。这时她又斟了一杯酒。
费伯先生个性好静——问题也就在这儿。他似乎没有任何不良习气。他不抽烟，她也从来没有闻到过他身上有酒气。一到晚上，他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播放的古典音乐。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喜欢长距离的散步。尽管他职业低微，她仍觉得他非常精明。在餐厅里吃饭时，他也和大家交谈，但他的谈吐总比别人显得更深思熟虑。他要是做些努力，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
在相貌上也同样如此。他生得仪表堂堂：高个子，长腿儿，臂膀结实，但并不胖。他面孔刚毅，天庭饱满，下巴长长的，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虽然不能与电影明星媲美，但仍然为女人所喜爱。只是嘴巴——又小又薄，她可以想像到他性格冷酷，而加登先生却没有冷酷的气质。
乍一看，他并不是一个女人看了一眼后还想再看的男人。他穿的裤子很旧，而且从来不熨——她倒是很想替他熨一熨，可是他从来没有那种要求。他总是穿着一件寒酸的雨衣，戴的是码头工人戴的平顶帽。他不蓄胡须，每两个星期理一次发，而且头发剪得很短。他似乎有意要给人以很不起眼的印象。
他少了个女人，这一点无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