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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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娇美的女主人。但是渐渐地,她总在他耳边说,她对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见。
这位与沙汀共事的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兼文联党组书记,他们1946年便相识了。邵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写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是他的大众通俗作品,解放后一时在全国产生影响。邵子南直率,为人粗疏,在当时那种尊重“开国功臣”的环境里,他处处流露出以解放区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态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芜的不满。
艾芜这时已从张家花园孤儿院的茅草房里搬出,按理邵子南应当对他有个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别拜访艾和邵的住处后,他的腹诽便开始了:艾芜住的楼房,房间昏暗而窄小,从写作环境上讲,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楼却是亮亮堂堂的。
这究竟还是小节。邵与沙汀、艾芜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国统区的作家。邵主张首先加强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写作。沙汀强调让大家写,写出来如果不好,批评它就是“改造”。这里当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区作家由歌颂解放区到歌颂新中国,是顺理成章的,而自己从暴露旧社会急剧过渡到歌颂新社会,将放弃掉熟悉的生活、语言和思考方式,谈何容易呢。
终于,在一次文联党组会上,沙汀婉转提出希望邵重视党外一些资深文化人,他还举了几种例证。不料邵大不以为然,两臂一抱,笑道:“这点责任我还撑得起!”
这给沙汀的印象很坏,矛盾有了公开化的趋势。西南局宣传部发觉后,召集了一次党内会议,尚未解决党籍的艾芜也应邀列席。大家对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当面进行批评。艾芜说他因为苦闷,曾经气愤得想自杀。沙汀谈着谈着,落下了泪。
那时候,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这个“生活会”开得比较及时。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并不一定是他一人专有。他在创办通俗刊物《说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还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评会后调离文联,去市委办公室出任新职。1955年末邵去世,他还写过悼念文章。
他开始解放后最初的创作。《到朝鲜前线去》、《控诉》、《母亲》都是反映现实的,视点换成了城市,他不十分习惯。成渝铁路的修建是一件轰动全川、全国的大事,重庆市文工团石玺在创作一部多幕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他参与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视这部作品,曾调到北京的戏剧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导加工。为了剧本没有正面反映部队对修筑成渝路的贡献,贺龙激烈地发过脾气。这个剧的命运比那个写石板滩平叛的剧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随后也就收了摊子。沙汀当时还不能思考其中的缘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会认为现实斗争是伟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还跟不上。
他比较能体会的是身处领导岗位,创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恼。当时,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务,是一种信任。艾芜被任命为重庆市文化局局长,后兼市文联主任。李劼人当上了成都市副市长兼川西文联副主任。组织上还准备安排他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艾芜的局长、主任纯属挂名,一天也没有真正做过。但重庆郊区搞土改试点,艾芜却马上参加了。1952年去北京进行文艺界整风学习后,因为全国工业建设铺开,艾芜主动要求去鞍钢体验生活。沙汀对老朋友软件“抵制”的一套办法实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会认真去做,虽然他的写作欲望与艾芜是旗鼓相当的。他心里对艾芜还有些不解:怎么能那么痛快地离开四川呢!
1951年3月中旬,他争取到了一个参加土改的机会,到重庆附近巴县界石乡生活了三个星期。他住在界石的海棠溪,也到茶店、腊梅、同兴一些村子去访问,参与说理斗争、评产、分配土地的活动,听过几次全乡性的汇报会。一个依农村为命的作家,迫切想看看这场暴风雨般的斗争会给家乡土地带来什么变化,特别是人的变化。
他看到熟知的乡土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过去乡村有权势的人,大多萎靡不振,正如从前农民见到他们时的情境一样。而农民或是已掌权力,或是背后凭靠着权力,表现出一种充满自信的乐观态度,而且喜欢讲开心话。他敏感地注意到:“一般老年壮年农民似乎特别喜欢哄笑”。①在海棠村分配土地的那一天,早年远近著名的歌手、种田的好把式、半盲的老人朱远清也摸来了。他一进小学校的教室,满屋的人都开他的玩笑,问他从前见了地主那么胆小,现在分地怕不怕?
“怕啊!”沙汀听见老头子故作“发愁”的神情说,“怕他的地分不到我手里,叫你们分光喽!”
五十岁的钟老太太扭秧歌舞成了狂热分子。照规矩,此地的山歌是插秧季节唱的,但在没收地主浮财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响起了山歌声。这歌声传出的情绪被他捕捉到了。1952年7、8月间,他又争取到去成都石板滩参加了一期土改。上级只同意他到川西地区,没有批准他回安县的要求。起初他很感不快,知道这是因为安县的亲戚故旧中多有地主,不宜派他去。他有写一部土改长篇的计划,想到石板滩是华阳、金新、简阳三县交界地带,历史上有名的土匪区,解放后爆发过叛乱,自己已经有所了解,这次工作团团长又是郝德青,省里李井泉亲自蹲点部署,深入下去一定可以有所收获。这样一想才释然了。
石板滩果然复杂。这里要先打政治战,纯洁农会组织,帮助参加过叛乱的农民“洗脸擦黑”,一边肃清反革命,一边搞罚赔、查田、没收、划阶级成分,还要抗美援朝,增加农业收成。
他兴致勃勃地访问、开会、看材料。他的笔记里有各种标题,“仁和八村7月9号事件”,“西河乡贫雇农大会诉苦”,“参军运动在新都土改区”,“龙王乡红豆村农会问题”等等。他现在保留有在石板滩的日记,记载得十分精细:这里男女关系很严……雇工林大兴,十多年前拐走一名妇女,早已经合法化,但现在还有人以此作借口反对他当代表。虽然觉悟程度不坏(7月21日日记)。
(蓝麻箍)他的悭吝是可惊的,一顶开花瓜皮,有一回在茶铺喝茶,太热了,揭下来搁在桌子上面。而在他走的时候忘记了,茶堂倌看见那么样烂,于是顺手扔在毛坑边上。但是这个举动未免奢华,蓝麻箍隔了一夜,跑了十几里路,从毛坑边上捡来他的帽子,抖抖灰又戴上。一个工人形容他说道:“他就有这么狠,买豆腐他要打边上的,还要估倒搭两根葱子!……”(8月13日日记)。
这个老家伙就有这么顽皮,当一佃户指责他退佃时,他竟然公然辩驳,“你不给上够租子啦!该没有冤枉你哇?”另一个说他田一买到手就加租加押,而他也有他的理由,说:“价钱你知道的,我买得贵呵!”……最后,把他罚跪在一边,让他反省。但一转眼,却又弄花头了:四足长伸好使膝盖离开地面。而这么一来,他就再跪多久也不怕了。当那些外乡佃客离开的时候,他更出乎意料,笑嘻嘻的望其中一个说道,“你们说完了哇?”后来他又四处寻觅他的帽子,寻到后又慢慢用袖子揩去灰尘。最后散会了,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向一个农人走去,要回自己的水烟袋,揣在怀里(7月31日——8月4日日记)。
(你有没有发现?你记下的地主要比农民生动得多!对于粮绅,你能注意到他们的细节;对于农民,你多半想抓住他们身上新的东西,但并没有抓到多少。在艺术感觉上,我承认我还是对旧的敏感)
他有意多观察新环境下的农民。和海棠溪农民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变了。几次参军会上,报名的青年“在掌声中站起来后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只带着幸福的和害羞的微笑”(7月22日日记)。上台戴红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显出一种尊贵欢欣而略含矜持的表情”(7月27日日记)。
但是他比在海棠溪看得深了。他看到一般农民参加土改的动机是多面的。他参加乡农代会小组讨论,听许多人踊跃发言,提了各种挤出地主隐藏财物的办法,“我自觉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勇敢而又精明,其动力正是他们本有的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7月28日日记)。
他想起前几天胡愈之来谈川北土改的情况,那里有些“积极分子”分到田和浮财后便不管村政权的事了,只愿埋头种庄稼。晚上回到住地与郝德青谈起这个感想,沙汀说:“这个县里有许多路工,我和他们接触过,认识比一般农民高。他们长期集体生活,见过外面的世面,养成一些工人的品质。将来的政权能不能寄希望于他们呢?”郝德青一向注意听别人讲话,他这时坐在沙汀的铺位上,深沉地摇摇头说:“一回家就变了!同志,教育农民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这次讨论给他以启发。接下来两天下雨,他坐在屋子里看报告,做摘要,思考怎样来表现农民。他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感觉了:农民在运动中的作为,并不怎么出乎意外和不可想象,我们很可以根据他们本身的特性,在一般政策、形势之下,作出种种合理的推论。这是顶重要的,因为它使我获得了自信,可以大胆使用已有的知识和表现能力(7月29日——30日日记)。
他初步考虑通过几个家庭来写这场农村变革。这不能是单线条的,要包括一个乡指挥部的工作,两三个村子的动态、偏差,而描写农民的勇敢行为要注意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他自己在冀中部队和睢水乡下的不同关口,亲自体验过勇与怯的心理可以交替出现。他懂得“勇敢”总是相对的,他不想单面地来写农民。他已经预感到这里面的困难。他在日记里写道:
首先是人物问题。我该怎样来表现所谓新的性格呢?
在偶一想到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茫然!这大约是因为我也同样把新字啃得死,而没有这么理解:新的是旧的发展来的。
他熟悉的是旧的,想起《困兽记》里的冯大生:如果把冯大生那样性格,那样遭遇的人,搁在目前的条件下来,难道我不会写出一个解放后的新的农民来吗!这显然是可能的。
他在给自己鼓气,想找到一个熟悉旧世界的作家如何表现新世界的立脚点。如果冯大生参加土改,带着一种对霸占自己妻子的保队副的私人憎恨,这种强调性的描写是可以的吗?
一定程度的强调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动力。因此,与这个相联的,那种实行了报复的私人的快感,也应该表现。
他还为自己的小说形式规定了与新人相一致的特征:这些新的人应该也多半是行动的人,真诚的充满信心的人,因而应该以动作、场面为主(以上均为8月7日日记)。
但是这部设想得如此具体入微的土改长篇,终于没有动笔。回到重庆,“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受他尊敬的谢无量先生在成都挨斗,令他惊异。李劼人常对他讲起谢先生的厚道、书生气,不知理财的特点。以谢在旧中国的声望与交游之广,家里有几件古物,是很寻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