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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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年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沈从文一行九人从北京出发，去江西井冈山地区参观访问，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
与沈从文同行的，有东北的蔡天心，北京的阮章竞，四川的戈壁舟、安琪，广东的周纲鸣和新华社的华山等。１２月１５日，汽车沿盘山公路飞旋而上，过毛坪，过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黄洋界，抵达高达８００余米的茨坪。
其时，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山区建设四周年纪念日。沈从文等人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并立即被邀请出席２７日召开的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各地来井冈山落户的知识青年代表５００余人，在这高远偏僻山区，自然是一次盛大的集会。在大会上，出于对年长者的尊重，沈从文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这对沈从文，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人们的热情很使沈从文感动，除了给大会致辞，他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歌。
大会结束后，沈从文由井冈山歌舞团一群青年陪同，返回招待所。
天空飞起了鹅毛大雪，茨坪四周远近已经一片白茫茫。这个当年不到２０户人家的山村，如今已有３０多座楼房在群山中落成。新建的七层大厦，依山据胜，从远处望去，在云雾中青碧明灭，变幻不测，近接群峰，如相互揖让。沈从文怀了一丝希翼。他愿意了解眼前这个变化的事实，并在这新旧交替中追觅旧迹……。
沈从文一行七人被安排住在一间宽约２８步的大房间里。茨坪处高寒山区，又值冬天，便在房子中央放置了一个火盆。由于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山上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有所谓罗马尼亚“长生不老药”维生素Ｈ３，还要专程从山下用奶瓶装好送上山来。
本来，上山时各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使得大家鼓不起创作的劲头。似乎各自心照不宣，无人开口提及创作一类的话题。于是，除井冈山管理局安排组织的参观外，成天只有打扑克、跳舞一类事可作。沈从文既不会跳舞，又不会打牌，并且还无书可看。他只能在一旁看热闹。
见沈从文无事可作，华山便对他说：“沈先生，你既不跳舞，又不打牌，那就写诗吧。”“好。”
“那就一言为定。”华山伸出手来。
沈从文也伸出手来，于是击掌为定。
终于找来一支毛笔，房内没有墨砚。沈从文找来一只破碗底，将其倒覆在桌上，将墨水倾入碗底，开始以五言古体作诗。——１９１９年，在芷江时，他曾用刚学会的旧诗体为那个白脸女孩子写情诗。９２２年到北京后，便没有再用旧体写诗，从那时至今，已有了４０年。
从这天起，在参观访问期间，每到一个地方，沈从文便践约作诗一首。
但这并非沈从文这次井冈山之行的预定目的。他是带着自己的创作计划而来的。按预定计划，他将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内容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小说准备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即张璋及其事迹为创作原型，表现一个旧家弟子如何背叛家庭，走上反抗黑暗社会的道路，同时记录二三十年代动乱的中国社会面貌和各种不同人物的人生足迹。
为此，他需要置身于一种相应的生活氛围，从那些似变而未变的人生形态里，获取必要的艺术素材。然而，上山后的十多天里，一阵热闹兴奋过后，预期得到的全没有得到。世变时移，人生的旧迹似乎已难寻觅。茨坪虽然已成井冈山中心，有博物馆、招待所、文化礼堂、百货大楼、医院、敬老院等生活文化设施和相应机关单位结构而成的文化社区。人员既来自全国各地，居民成分与社会人事已全面刷新，人生已是一种新的合成形态。旧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生形态似乎已荡然无存。井冈山不再住有能唤起沈从艾对已逝岁月回忆同感受的旧军人、铁匠及各种行业的平民。井冈山属罗霄山脉，本为道家洞天福地之一，传说中卫叔卿乘白鹿驾云车事，向本地人问及时，已经茫然无所知。
而且，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也根本不能贴近人生。人们对上面下来的作家，接待虽然充满尊敬与热情，却同时也造成一道壁障，与实在人生相去一间。无论与何人交谈，听到的都灵通同共有的语言。究竟是社会人生所有方面都已经同步化，还是人们的心之一隅不愿意向陌生人敞开？——在那些普通人眼里，沈从文已不是当年的身小师爷，一个浪迹各地的士兵，一个无望无助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上面”下来的人，一个十足的“城里人”了。
沈从文想起五年前的一件往事。１９５７年春，他随政协代表团去湘西考察。路过沪溪县的张八寨时，他特意从一个小渡口过渡。这是一个老式渡口。一只老式渡船，一条竹缆横贯河面上空，由一个梳着双辫的小姑娘攀援缆绳，来回送人过渡。东边一列长长青苍崖壁，西边一大片石滩，石滩尽头一簇簇落叶老树，依然保留着几十年前旧有的风貌。可是不远处，新修的大渡口处，却终日不断地吼着叫着各式客货车，等候开上方舟过渡。客车上正坐着来自生国各地的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医生、美术、音乐、舞蹈、文物调查工作者……，洗尽了过去对湘西“匪区”的印象，充满了热情与兴趣。正准备向湘西各县走去。与老式渡口相映照，景物也就既熟悉又陌生。至于湘西本地的乡村人事，变化就更加不易把握。记得解放前不久，就在这个地方，有一辆中型专用客车等候过渡时，却突然响起枪声。车中七个地方高级文武官员同时在乱枪中死去。这类证明社会动乱、人生变易无常的旧事，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十年过去，这地方随同日月交替，社会人事已起了根本变化。即如渡船上这位小姑娘，所处地理环境与自然背景，一如几十年前自己笔下的翠翠，然而一份对生命充满自信的从容与快乐，却又与翠翠全然两样。记忆习惯中的文字已经陈旧，触目景物人事却十分新鲜。在这种变化面前，自己几乎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傻角儿，一个凡事陌生的外来客。自己上船时因船身晃动时那份慌张，对新的人事变化的茫然无知，使自己意识到，自己虽然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性格习惯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其实，自己所熟悉的人生，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样式，而对已经变化的乡村人事，以及这种变化的来根去脉，似乎已经无从着手把握。在家乡年轻一代眼中，自己已纯乎是一个“吃白米饭长大的城里人”。
自内所生的限制，使沈从文感到一种不安，刚刚萌生的一点信心正渐次失去。
终因山上生活太过清苦和寂寞，比沈从文还年轻的同行者，先于沈从文下了山。沈从文原先预定在山上住两年的念头，由于内外条件不如所期，终于在１２月２５日，与周纲鸣、蔡天心、江帆等人结伴，离开了井冈山。
沈从文传……为而不有
为而不有
促使沈从文终于提前下山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无从搁下那一个个正在进行的文物研究专题。——当他紧紧拥抱着文物研究工作不放时，他无法割断与文学创作的一缕情丝；而当真要从文物研究中脱身而出时，他才强烈地感到文物研究对自己所拥有的独占力量。
自从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以后，沈从文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
沈从文长年累月与之对面的，是份无法计量的巨大历史文化财富。那一坛一罐、一丝一缕，处处显示出中华民族先民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凝聚。可是，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却处于落后状态，与祖先的光辉创造相比，实在太不相称。即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早在４０年代，日本人水野清一就写出了３０多本一套大部头的研究报告，而在中国本土，却连一套像样一点的介绍图书都找不到。敦煌在中国西北，而“敦煌学”又是日本人居领先地位！……每思及此，沈从文都有一种芒刺在肯之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与中华民族相称的地位和格局。如不思振作，迎头赶上，便难免对上愧对祖先在天之灵，对下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为此，从１９５３至１９６３年，沈从文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先后就文物研究工作有关问题，提出过２０多次建议。
要使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取得预期的进展，除了国家主管部门应作出给予文物研究相应地位的安排，要有人耐得住寂寞，不计个人得失，扎扎实实地做打基础的工作，还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见出效果。可是在文物考古领域，到处都是条块分割，各各将国家文物资料当作“专利”，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保密、封锁的情形十分严重。其结果，既有害于人，又无利于己，更有损于整体研究格局的形成。对此，沈从文简直无法理解。
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沈从文无从过问；对别人思考问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沈从文也无权干涉，他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责。一方面，他同时展开对几十个专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各方面打打杂”，充满真诚地为国内各单位与个人的研究需要提供帮助。于是，一如３０年代在北京办《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沈从文小小寓听，又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不同的是登门入室的，已换成了古文物研究有关的人员。
业务和服务范围日益扩大，除自己在“物质文化史”方面二三十年来锲而不舍地狠下功夫之外，经常还把自己的专长“送货上门”，或者接受外单位的“加工订货”，甚至应承“代购”、“配货”的委托。他那间本来就不大的“窄而霉斋”，有时简直成了个不挂牌匾的作坊或者无以名之的文物、杂项荟集之所。每当客人进屋来，主人常常得这么介绍已经在座的：“这位是景德镇来的××师傅……”
“这两位是专门搞舞蹈服装设计的……”
“快来看这几块新疆新出土的锦缎吧，不仅重要，还真是米（美）极了！”①在这方面，沈从文是一个令人叹佩的古道热肠式的人物。凡有所求，他总是尽量满足别人的需求。每当别人上门求教，遇一时不能说清的问题，他总要于事后凭记忆写成数十张卡片，有时甚至一部一部地评述有关典籍的得失，而后将这些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外面注明“内××材料”——“××有用”、“供×××参考”……。熟悉情况的人，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为常来求教的年轻人准备的有关资料。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罗子，编写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寄给沈从文征求意见。沈从文为有这样一位青年同道而高兴，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为这本书提意见，作修改，反反复复凡四遍，竟使原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增加到２０余万言。
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高华，曾这样回忆他请沈从文审阅一篇考古学论文的经过：……我写了封长信去请教，并把我论文的初稿也一并寄去。沈先生在百忙中看了我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