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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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上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不感惆怅？①……砰砰鼓声响起来了，鞭炮“辟辟叭叭”在半空中炸裂。鼓声起处，平时藏在浦市上游厢子岩洞窟里的三只美丽龙船，在人们的呐喊声里，如一支支没羽箭，在平静的长潭上如飞射去。就在这苗蛮杂处的边镇上，清王朝向土民施行过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这次返乡路过这里时，因时节不到，虽不见龙舟竞渡盛况，却看见几只崭新龙船搁在岩壁洞口的石梁上。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习惯，同样也那么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①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从文感到刻骨的痛楚，同时也感到了身上的责任。别的自己已无从措力，却能运用手中一支笔，继续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以唤起这个民族雄强做人的意识。想起刚刚起首的《边城》，主人公翠翠似乎已和沪溪城绒线铺里新一代的“小翠”融成一体。——这次返乡所获得的种种人生感慨，对生命的感悟，必将流注于自己的笔端，喊出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痛苦，并寄期待于未来。
沈从文传……京、沪之争
京、沪之争
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将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与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①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是沈从文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②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③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真切感受为前提。为此，作家必须“贴近血肉人生”，④从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⑤
５５３沈从文传
①
②
③
④
⑤
《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１９８４年版。《一个母亲·序》，上海合成书店１９３３年版。⑤《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367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③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３０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到１９３３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①，为“海派”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２月３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事与愿违。２月１７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其时，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９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１４９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２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