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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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筑之，哨台则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其修建之制，关墙则土石兼施，炮台则以石砌，而筑土以实中心。哨台亦石砌，环凿枪孔，高峻坚实，碉楼之制亦然。①不难想象，广袤的中国国土上这一弹丸之地，仅四个县境内，成一线排列起一千五百余处碉卡屯堡，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望着眼前的断墙残碉，依稀可以想见烽燧遍地、刀光蔽日，依稀可闻战鼓震天、号角连营……。这一切，似乎都已经十分茫远了，眼下，群山遮断了夕阳的余辉，浓重的阴影扑向远近的山涧与河谷，苗乡与土家山寨的炊烟拖着一条条白色的带子，在山腰与林际间缠绕，远处传来母亲呼儿归去的焦急而温馨的声音。
沉重的历史落到你的肩上，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断墙残碉上，刻写着一个民族悲惨的历史命运。
自古以来，苗、瑶、峒、土家等少数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这里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语言里，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称苗族为“白卡”——邻居的人。至于居住在湘西的汉族，则是后来的移民，土家族所称“帕卡”——外来的人，即史籍上所称“客民”。虽然在族源间距上，无论土家族的“巴人说”，还是苗族的“三苗说”，迄今尚无定论，但是，秦汉数百年间，这里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动范围，当无可疑。是他们最早开发湘西，创造了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而，历史对他们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们是被当做“蛮族”来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编撰的正史里，“南蛮”、“西南夷”、“盘瓠蛮”、“武陵蛮”、“五溪蛮”，便是对他们的统一称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谓“苗蛮”辩，进而将苗族与峒、瑶、土家族区别开来。虽族类有别，其“蛮”一也。
伴随这种蔑称而来的，是华夏族对南方少数民族长达几千年的征服与同化。
于是，这些“安土重旧”的民族，被迫不断地向崇山峻岭间迁徙。在这些民族的“古老歌”里，都留下了民族迁徙的记载。
人间坐不安宁，
世上住不成家；
一帮代熊代萤代酥，
一群代穆代来代卡；①又挟老携幼上迁，
又拨船继续上划。
从务滚务嚷上来，
从务流务泡上来；
从洞务洞党上来，
从洞焦洞湾上来……①跨江过湖上来，
穿云破雾上来；
行山依水上来，
走山靠山上来；
猎兽打鱼上来，
开山开土上来……
这是苗族史诗《鸺巴鸺玛》②，描述苗族人民由七个部落首领率领，分七路从平原湖泽地带向湘西崇山地区迁徙的悲壮图景。然而崇山仍呆不住，于是再向湘川黔边境迁徙，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边境的部分，开辟了以湘黔交界的猎尔山脉为中心，“东南北三面环旋湘境７００余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２００余里”③的苗疆。
从此，揭开了汉族与湘鄂川黔边境苗蛮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斗争的序幕。在这长这数千年的民族冲突中，湘西首当其冲。
各民族之间的恃强凌弱，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养起来的英雄强者，排演着人类自身的悲剧。这个被迫迁徙崇山峻岭之间的民族，面对历代汉族统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为自身的生存作困兽之斗。春秋战国时期，楚对周是“绥服”，而崇山尚为“荒服”，不属楚统属。秦统一中国后，以武力强迫苗民归于王化。苗民“时叛时服”，“叛服靡常”，历代封建王朝便不断发起征苗征蛮之役，对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数民族实行武力扑杀。
翻开二十四史，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种充满血腥气的记载。秦汉数百年间，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伐武陵蛮之役。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４７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①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①
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中央政权也利用土司势力，压服土家族人民，并钳制苗区。其后，每当苗汉冲突发生，土司便为王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猇雄”。②明万历年间，苗区边缘修筑“边墙”，一面实施“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一面将苗族分割成“生苗”与熟苗”，援剿“生苗”，“兼抚熟苗，俾渐知同化”①的逐步同化的策略。
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五年（公元１７２７年）至十三年（公元１７３５年），湘西的“改土归流”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②或因“徭税失平”③，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①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②。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③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④这就难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８７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１００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１００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２０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６府１３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西总督毕沅，率７省共１８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牵制清军１８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２２０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７００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了黄河。其后１００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２０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沈从文传……神尚未完全解体
神尚未完全解体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送“戏”宝下乡，遣王师与南方“蛮族”会猎于五溪。
但历史从没有给他们预约全胜。东汉马援兵进武陵，遭土著顽强抵抗，最终两败俱伤时，光武帝刘秀知“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