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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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爱和情欲的描绘总是隐含一种逾越规矩的愿望，这愿望驱使他的人物不仅超越寻常伦理界线，甚至有时与自己为敌。在他最好的浪漫小说中，爱欲时常现身于孩童般的天真之中，同时孕育一种非理性的狂暴力量。这种热情发展至其极致，便构成（自我）毁灭和死亡的力量。沈从文记述苗裔部落的浪漫传奇故事，如《龙朱》（一九二九）和《神巫之爱》（一九二九），固然脍炙人口，但这些故事的冲击力只有在与有关殉情（《媚金·豹子·与那羊》［一九二九］）和血腥杀戮（《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一九二九］）的阴森故事联系在一处，方可得以充分理解。同理，沈对妓女和船夫的爱情故事（如《柏子》［一九二八］和《丈夫》［一九三〇］）必须与有关他们的疾病和凶死的故事（《小砦》，《边城》［一九三七］）并读；而他有关少年情事的浪漫写照中，也总不可避免的刻有生离死别和暴力（《贵生》［一九三七］；《巧秀和冬生》［一九四七］）、死亡（《三三》［一九三一］），或者疯狂（《阿黑小史》［一九三三］）的痕迹。
沈从文有关爱与死——或有关生存和繁殖欲望与死亡欲望——的辩证，在他苗裔部落传奇中做了最有力的体现，如《龙朱》、《神巫之爱》以及未完成的中篇小说《凤子》（一九三三）等。在这些作品中，沈从文描写青年男女间的真情挚爱，宛若神恩显现，或神人间的绝美情事。《龙朱》和《神巫之爱》所写的苗族少女均通过与神灵的化身——部落中最俊美的男子龙朱，或是神巫——交合而成其所欲。在《神巫之爱》的高潮段落，神巫发现所有女孩中最有魅力的是一个哑女，不禁使我们想起沈从文“至爱无言”的观念。《凤子》描述一个城市青年在湘西的蛮荒之地寻觅爱情，最终邂逅一场宗教盛典，其中原始欲望以歌舞和仪式的形式得到强烈表达。
《神巫之爱》书影一
在沈从文的游记《湘西》倒数第二章《凤凰》中，我们却可看到他爱情叙事的另外一面。《凤凰》描述一种狂病，其症候可致疯狂、巫蛊和神秘暴死。沈的描述已具有哥特式的恐怖意味，与《龙朱》或《神巫之爱》那类故事中质朴的田园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充满狂热氛围，灵异而诡秘。然而它同时也是沈从文欲望图景的边疆所在，在那里，爱与死演出原始冲突；为爱所困的女人在中蛊时口吐狂言呓语，痴情的男人无以排遣郁闷，以致发癫发狂。沈从文对于癫狂的兴趣于此亦可见一斑。《阿黑小史》中的五明在听说阿黑嫁给别人之后，失去理智，《贵生》的贵生烧掉娶走他恋人金凤的五爷的店铺，而《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豆腐铺老板在铺满菊花的石床上与心上人的尸体睡了三天三夜。在这些逾矩行为中，沈从文看出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欲望想要拥有为现实（或写实主义书写）所不容之物，想要重新聚拢一个已被分割得四零八落的世界。在此一种悲悯之情油然而起，不仅反映沈从文对被压抑的人欲的深情关照，也及于他对写实话语不及处的沉思冥想。
《神巫之爱》书影二
对沈从文而言，热情或迷狂的描述“用通常眼光看来，殊不可解，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50）。爱欲的力量——无论表达于纯粹情色，抑或官能感受形式——强化到某种程度时，死亡的诱惑——即对于一切存在物的弃绝之欲——便尾随而至。无意识领域的力量如此不可捉摸，只有通过诗歌狂言般的象征表现才得以仿拟。因此在沈从文癫狂、死亡和自杀的场景中，除涕泪和痛苦之外，还有一种诗意的召唤。抒情修辞由此登场，用以描述这种神魔交会的体验。
《媚金，豹子，与那羊》与《边城》中有关自杀的段落均可援以为例。此处的自杀都得到社会或伦理法则的合理化解释。首先，媚金自杀是出于骄傲和愤怒，因为她的恋人豹子没来赴约会，而她并不知道他之所以迟到，是因为想要献给她一头最合意的羊作为礼物。同样，翠翠的父母也为荣誉和爱情而自杀。但从沈从文极端风格化的处理来看，我们怀疑这些死亡场景别有深意，既超越了任何合理化解释，也抵制任何伦理阐说。两处描写都暗示着情欲的根底在于生死交会，由忘我而导致无我——在爱力的驱使下，这些恋人们“视死如归”。
《旅店》（一九二九）更可说明爱与死之间的暧昧关联。小说里寡居的旅店女主人和一个行路商客之间的恋情，以商客暴死为高潮，寡妇则发现自己怀了孩子。又如《说故事人的故事》（一九二九）中的小军官深为一个落网的美貌女土匪倾倒，不仅在牢里与她恋奸情热，而且计划和她一起逃走——最后两人为此都丢了性命。《说故事人的故事》的另一版本见于《从文自传》的一章，题为《大王》，指的就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军官的本来身份。在这些故事中，爱欲的呈现不仅是孩童般的天真，也还有感官的沉醉，而欲望的极致，只有通过暴力和死亡的共颤方可呈现。仿佛唯有欲望主体失其所以，才能获得欲望的客体。
这种体验的神秘性远非一般叙事所能企及；只有通过诗性的有意迂回，或是通过意象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可显其轮廓。沈从文的清朗悠然的风格因而可视为一种抒情策略，以此言说不可言说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时时都在拒绝将故事简化为纯粹的浪漫传奇。当他的叙事显出对指涉语境的自觉时，反讽意味昭然若揭。正如《说故事人的故事》中年轻的叙述者在见到那个美貌女土匪时所说：“我想说什么也说不出口，就只有对这女人做着诚实的笑容，同时我把怜悯放到眼光上，表明我是对她同情的。”（51）
即便在描写逾越规矩的男欢女爱或社会加诸其上的惩罚时，沈从文的悲悯也并不来自人道主义式的愤慨，而是来自他对于礼教之下，性的本能力量的深切认知。譬如《夫妇》（一九二九）中，一对男女在乡间野地里做爱时被人抓获，正要绳之以法，恰好为城里来的叙事者撞见。主人公上前干涉，发现这对男女其实是一对夫妇，乡民们的愤怒只有不了了之。一纸婚约立即使“奸情”转为情有可原的交欢。尽管主人公仅是一个边缘角色，在故事里却实际演出了“机械神”（deux ex machina）的功能，因他的社会和知识地位而获权威。此处的悖论乃是，尽管主人公对那对夫妇光天化日下的激情颇有感动，他却只能借助于伦理道德来为他们的性事开脱，而他本意是要谴责那些伦理道德的。
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沈从文在叙述激情中所夹杂的悲悯与反讽，就得以更清楚地理解他如何处理相对较为温情的浪漫故事。这类故事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此处可以《柏子》为例。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可言，就是描写一个船夫在一个雨夜里来看他相好的妓女。我们所读到的只是一些场景的切片，像情话勾搭、肉体温存、猥亵的玩笑与唱词小曲。沈从文把这些片段拼合起来，呈现出一场轻佻却又感人的一夜情缘。这篇小说之所以独具抒情风格，在于它在人生琐屑卑微的一瞬，捕捉到一种短暂而又强烈的情感表达。它还将表面看来无关的感官体验——一个拥抱，一次眨眼，大红灯笼下一摊泥脚迹，船妇在奶孩子时哼的摇篮曲——整合为一幅夜晚码头的风情画。小说刻画了两个难忘的人物——柏子和他相好的妓女——他们的天真与生命力似乎超越了一切道德顾虑。在匿名的、全知的叙述者声音之下是作者的主观意向，因而加倍强化了贯穿叙事始终的情感内蕴。
以上的诠释仅是点到为止，但至少阐明了读者期待（或被期待）在《柏子》中找到的那种抒情意味。但如果小说的抒情话语只是赞颂尚未被文明浸染的质朴生活，或乡下人像孩童般的简单天性，那么它的意旨所在，也不过就如小说结尾处船妇的摇篮曲那样，引诱读者进入自我陶醉的梦乡。然而，我认为沈从文的抒情叙事不仅只是一厢情愿的呢喃，它也让我们有所警醒。但这不必意味沈从文有意以曲笔来做社会批判。识者假如争辩说无论船夫还是妓女实际上都不会如此幸福，或者说沈有意以下层人民不可思议的幸福，来质疑现代社会的道德内涵，都可能失之浅白。
对于这个故事的复杂性的诠释方法之一，是区分“自然”（nature）与“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观念。我们在阅读沈的抒情叙事时经常将前者视为理所当然，相对于此，后者则表达了沈在描绘现实时的修辞与观念策略。在这里，“自然”指的是未经污染的理想源泉，而“自然化”则指的是将历史流变化作天长地久的文化/意识形态范式。沈从文并不把“自然”与“自然化”看作永不相交的事物，他认为所有修辞对立均来自其理想的源头产生位移，而且相互指涉。在《柏子》中，船夫和妓女的爱情如果看来迷人，在于它是在“煞有其事”（as if）的条件下，透过抒情的镜头折射而出。当“自然化”的努力出脱得宛若十分自然，或者当“自然”仅被揭示为当下历史意识的假定前提，沈的抒情话语已经濒于自我淘空，而即将转化成为反讽。
让我们再来看《柏子》。这篇小说表明了沈从文对于纯洁的人际关系和素朴民风的偏好。但这些元素并未构成小说的抒情风格。我认为文本表层被抹去的内容，一样有力地导致诗意效果的产生。只有大师的手笔才能做到留下闲闲数笔，提示被抹去内容的存在，却因此使表面的自然描写“看起来”更自然。我们还记得柏子付了高价（一个月的进项）才得以投进妓女的怀抱——让他忘却一切的温柔乡。同样的，沈从文从一开始便“信笔”写出柏子宁可忘却的事情：像是河流上的凶险，工作的艰辛，微薄的报酬，还有生命的脆弱等等。
抒情的幸福时光不单源自柏子和他的恋人浓情蜜意的一刻，也源自叙述者所选择记起的事情，和他的主人公所选择丢在脑后的事情之间的错置。我们阅读这个故事时喜时忧，部分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而非无知于——男女主人公的境况，以及他们如何设法规避及扭转自己对于现实真相的认识。因此，无论柏子还是妓女，抑或沈从文，都不应被看作是处于一种全然“天真轻松”的情绪。在他的抒情话语中，我们发现人物，以及人物和叙述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关系，而非只是交互的自发情感流露。
沈从文的如愿以偿式的抒情书写策略，更加微妙地体现在《丈夫》中。这篇小说写一个船妓的丈夫探望妻子的尴尬经历。沈从文以他独特的迭代叙事口吻，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描写在一个叫黄庄的地方，为了经济的原因，年轻的丈夫时常允许他们的妻子离家到码头上去做“生意”。丈夫们有时去看望妻子，却发现他们的女人已经沾染上城里人的不良习气，多半自此永远堕落。沈从文交代了他所描写的许多年轻夫妇共有的凄惨命运后，便开始“重写”他们中某一对的遭遇。小说后半部分中，没有名姓的丈夫到船上看望妻子，想要和她过夜。尽管他们也有片刻温存，但却由于妻子生意繁忙，顾客时时打扰，以及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