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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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沈从文对砍头的独特视点的是《黄昏》。这篇小说述说扬子江中游一小镇上每日例行的砍头场面，并没有明确情节。小说开篇对这个衰敝小城的静谧生活做了一番全景描写：阳光折射出黄昏天空中最后的色谱；炊烟次第而起；小孩们正要结束晚饭前的嬉戏。作为黄昏时分城市景观的一个部分，砍头很快就要在监狱衙署里执行。士兵们的步伐已近，囚犯们开始焦虑起来。随即点了将被处决者的姓名，跟着起了喘气声、喊叫声、抵抗的微弱声响、拖拽和殴打声。老狱卒站在一旁，观看着他每日工作中的骚乱。片刻之前，他原在计算“属于一生的一笔帐项”，自己年轻时的荒唐，百年后的准备，一一流过眼前。他对这些无辜的牺牲者无能为力。稍后，这些人的头将被砍掉，在刑场上四处滚去，变成孩子踢玩的玩具。
让我们心有疑窦的是沈从文的叙述。这个叙事者讲故事的口吻如此轻描淡写，甚至给我们一种习以为常、漫不经心的印象。他用迭代语气（iterative mode）好整以暇地描写砍头过程和看客们的反应，以致消解行刑场面时间上和心理上原该有的紧张。叙述者的声音拒绝停留在叙述的核心——将被砍头的囚犯——而是在不同人物的意识之间移来移去。我们不会忘记有一个囚犯当被问到他的遗愿时，老实地要求同乡替他偿还欠漆匠的一小笔债务。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个典狱官，他由于公丁的失误而延迟了例行的公务，想起炉上煨的那锅红烧肉已经烧好，因而发了脾气。故事结束时，夜幕终于降临，叙述者似乎也沉入到那将至的黑暗中。人性和非人性的活动逐渐互相混淆起来。在黄昏的微茫中，要紧和不要紧的已不再判然有别。
我们当然可以指出沈从文的反讽意图，即以克制而非夸张的方式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谬。但我怀疑对于像《黄昏》这样的小说，真正引人争议的问题在于它唤起读者对其他相关主题的注意，却并未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它也并不确信作品本身对任何问题有确然的解决办法。这个故事的人与物“看上去”拒绝任何纯然的解释。在这点上，沈从文大概从屠格涅夫那里获益良多。像是那个老实交代遗愿的囚犯，就让人想到《猎人笔记》中《死亡》（“Death”）一篇中的农民马克西姆，后者在因伐木事故而死之前，请求妻子和朋友替他归还欠别人的钱（24）。然而，由于沈从文并不受限于屠格涅夫那样自觉的绅士猎人视点，他有更大的自由来调整叙事位置，以此换得视点的无限延展。他移动和分散故事线索中的对象，还其所然；结果，他呈现给读者的是对于砍头场景的充满神秘感的“有形”重构：叙述的“事件”被朴实无华地描述出来，而“叙述”行为，即沈从文所展现出的语言，也要求着同等的关注。
行文至此，我们只是描述而尚未索解此前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沈从文如此抒情地描写砍头而非其他可怕的死亡形式？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暂时先回到现代中国写实主义话语之父——鲁迅——那里。大多数读者会认为对于砍头这类主题，鲁迅应是更合适的作者，而他在现代中国作家中也确实首先尝试表现这个主题，并赋予意义体系。例如，他的《药》据说是由女革命家秋瑾被砍头的事件触发而作，挑明了革命的流血牺牲只换得忘恩负义。但这篇小说也暴露出鲁迅对伴随斩首而来的死亡仪式和“吃人”迷信的奇异焦虑与迷恋。在鲁迅的另一个短篇名作《阿Q正传》中，砍头也是基本主题之一。对于阿Q和他的同乡来说，杀头示众既体现了一种英雄的死法，也是最来劲的娱乐方式。但是故事的高潮却是没有砍头的反高潮，因而给予阿Q的精神胜利法最后一击，同时也愚弄了看客（及读者）的嗜血怀旧心理。但更奇异的是小说《铸剑》。鲁迅重写眉间尺为父母报仇杀死楚王的古代传说；小说对于斩首和自刎的描写，与其说是复仇的必要手段，毋宁说是由英雄和坏人共同参与、寻求施虐与被虐的痛楚和快乐的颓废刑罚奇观。
但鲁迅关于砍头主题最重要的表述，应见诸他为短篇小说集《吶喊》所写的自序之中。他把自己写作小说的动机归结于一九〇六年一次观看幻灯片的创伤经历。幻灯片里是一群中国人旁观自己的同胞被日本人砍头的情景，其时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日俄战争时期。根据鲁迅所说，这个砍头的场景使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5）。
在幻灯片中观看砍头的一刻，因而激发了鲁迅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使他从现代医学学生变为传统文人中的一员。当他面对即将被砍头的中国人时，他不再采取临床解剖学的视点，而是皈依到文学的旧路上。他在断落的血肉身躯中看到一整套象征体系，其中透露出关于中国国民性与社会的复杂意义——他们懦弱，自私，冷漠，且食人成性。
事实上，鲁迅对砍头的陈述本身已是个比喻，夸张地表达了他对于源头失落的焦虑——头颅象征意义和人生，肢体残破象征意义的失落。批评者如李欧梵已经指出，鲁迅所提的那张难忘的幻灯片从未找到过，很可能是出于他的杜撰（26），从而赋予他的抽象理念以寓言的形式。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的（文本）起头之处，虚构与历史已混为一体。
鲁迅除了批判那即将掉脑袋的罪犯之外，令他更为心寒的是图片中那些袖手旁观的中国人。这些中国看客被允许在场，未尝不是侵略者为了一收“杀一儆百”之效。但鲁迅却愤愤地注意到，观者们同样为这罕见的奇观所激动着，他们也共享着秘密的嘉年华式快感！在实际和在象征的两个层面上，现代中国都是一个身首异处的国家，拥塞着精神上被砍了头的国民，他们生活中的兴奋点只在于观赏砍头和等待被砍头。
鲁迅宣称知识分子改革者的任务是改造国民之魂灵；最好的途径是把国民当作空白画板，在上面刻写全新的意识。但从鲁迅的砍头情结来判断，真正使他着迷的是身体和头颅的象征力量。他的文学修辞力量毕竟肇始于身体的政治学，也必将对身体施以影响，犹如砍头和刑罚仪式在过去的威力。魂灵最多仅能作为表象，以示身体对观念控制的臣服。这里隐含着一种文学原理，强化了身体与语言，指涉对象和指涉内容之间的表现性的连结关系。鲁迅由观看砍头而产生郁愤，因为在那人头落地的创口上，他看到了一种原初的空无。从这个角度来看砍头，砍头不仅标志了传统遗留下来的野蛮刑罚方式，也不仅象征中国人反人性的精神状态，更暗示意义系统的支离破碎，这一残破的状态正导致真实的无以呈现。
鲁迅对砍头和无头的焦虑是他文学灵感的隐秘源泉。批评家们反复提及鲁迅最为精采的作品并不只在于他的感时忧国情怀，而在于他的意识的“黑暗面”（27）；不在于他回顾与前瞻中所向往的一元体系，而在于他对这体系已经崩裂的自知之明。当世界表象秩序崩坏之际，鬼魅、迷信、死亡幽然而至。
奇怪的是，在他把这些黑暗力量祛除之前，鲁迅却不能自已地为它们所勾摄。这种对于残肢败体的暗昧态度，可见于他笔下嘉年华盛会似的恐怖意象，如阿Q的被杀（《阿Q正传》）、人血馒头的秘方（《药》）、尤其是楚王鼎中的三“头”大战（《铸剑》）。然而现实的指涉锁链的崩溃，却恰恰反衬出鲁迅对现实做完整再现的渴望。前者的象征可见诸被斩首的身躯，分裂人格（《狂人日记》）；行尸走肉（《在酒楼上》）；以及“胸腹俱破，中无心肝”仍能“口发人言”的头颅（《墓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如果时序颠倒，鲁迅必定会赞同福柯（Michel Foucault）对古典刑罚/剧场的观察（28）。通过当众、凌虐肢解人体的表演，当权者不仅把痛苦和羞辱施予罪犯，而且也企图把威力延及那些观刑者。但对于福柯来说，在身体刑罚的当众表演中总潜藏着一种威胁。除了恐惧以外，这血腥景象也给观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刺激感，而后者往往颠覆了行刑的庄严性，甚至会诱导出狂欢场面。当观众对当众肢体刑罚的异常反应达到极点，反而可能会危及当权者本身，因为他们对酷刑奇观所展示的权力或漠不关心，甚或意图违逆（29）。
假如我们同意福柯对当众行刑景观的读解，我们便能意识到鲁迅面对砍头所引发的意识危机。既然鲁迅期待他的读者比看客们更能严肃地读解砍头的意义——也就是说，他期待他们意识到在这场景背后运作的暴政——理论上，他便比他们更能先领悟当权者的用心。尽管在理念上反对当权者滥砍人头，鲁迅与他们在道德和刑罚技术上却达成不可思议的“共识”。另一方面，当鲁迅沉浸于对砍头示众所引起的骚动和嗜血大观时，或当他怀抱着见怪不怪的犬儒姿态时，他又暴露出自己与他公开谴责的看客间的隐秘联盟。鲁迅分裂在两个既相矛盾、又互为补充的角色之间，他或许会发现自己的运气比《祝福》中的祥林嫂好不到哪里去，后者担心在地狱里被她的两个死鬼丈夫分身，但却无路可逃。
沈从文与鲁迅的不同处，在于他绝少亟亟于在“砍头”和“无头”的主题上附加任何本质性的意义。鲁迅在砍头行为中看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愚昧蠢行和“吃人”兽性，沈从文则在其中发现多种人性动机的复杂共存。在《我的教育》所述的砍头场景中，如按照鲁迅的判断，沈从文也该是无知麻木的看客中的一员，因血腥场面而恐惧和兴奋。但故事里的沈从文还是一个年轻小兵，尽职地把日常公事看作战争的一个部分；他也是灵犀渐通的年轻艺术家，为生命无谓的浪费而悲伤。正如《黄昏》所示，沈从文把从自然到人文环境的多种感官意象交织为一体，并使它们互为映衬，从而体现出了抒情的节奏。暮色中变幻莫测的夕照，母亲晚饭的召唤，老门丁的春情旧梦，犯人的愤怒喧嚷，典狱官炉子上猪肉的香味，这一切在叙事中同台出场，引发同等的关注。与其说沈从文的抒情想象来源于头颅与身体，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隐喻关系，不如说是来自一种左右连属的转喻关系，后者提供了在离合存没之间，在经验之实有与欲望之空无之间的幻想连锁关联。
我希望这里不要产生误解，以为我是说沈从文以牺牲社会良知为代价，才得以把砍头的恐怖抒情化。对于读者而言，当抒情语调运用于“人吃人”的场景，或者当司法的不公与残暴被融入日常生活中时，沈从文的叙事必将驱使我们质疑使砍头合法化的政治制度，以及用“抒情”形式描述此种制度的道德后果。但这并非沈从文艺术的全部魅力所在。我所要强调的是，沈从文的修辞策略使紧迫和不紧迫的主题在同一叙事层面上隐现自如，甚至造就一种参差的和谐。在沈从文的抒情策略中，丑陋的事物既不被抹去，也不仅仅用来作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