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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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其实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举足轻重。她甚至没有名字。故事的结尾“女人”只是谦卑地把自己融入一群男人的群体里——只是现在叫作“人民”了。
我们要处理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子夜》中技术相对于意识形态的两难，这在吴荪甫身上尤其明显。吴荪甫是小说中所有问题与冲突的枢纽；种种建立民族工业的冲突由他身上看得最明白。他非常依赖外国技术与经济的支持，但同时又强烈提倡本土企业；他剥削自己的工人，但又本着良心规划农村经济；他并吞小企业无所不用其极，但又是对抗外国势力的悲剧英雄。
茅盾描写上海大亨之间激烈的竞争之余，刻画工人对抗老板压迫的行动也不遗余力。中国现代小说中，工人群众、他们面临的特殊问题还有这些问题发生的场所（如工厂）得到如此的呈现，还是第一次。这让中国的“现实”多了一个新的层面。也因此，在外国技术与工业步步进逼之际，中国小说出现了一个新的时空辐辏点，和《春蚕》这样的家庭手工业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人上工的时间表个个不同；在生产线上也各有职司。一旦觉得不平，他们就聚集起来采取行动；在《子夜》的例子里，这就是示威跟罢工。
但是示威与罢工还不足以定义上海工人和经理阶级间的紧张。茅盾更进一步，揭露在示威警戒线和交涉谈判桌的背后，在进步的工人和示威组织者之间，还有另一种斗争——领导权和党路线的解释权。在当时苏维埃属意的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的主导下，工会组织者企图以武装暴力和大罢工来使工厂瘫痪，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大多数的工人要求速战速决；老板在工资和福利上稍稍让步，他们就撤退了。茅盾看出工人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罢工的计划也不成熟，而且“李立三路线”的追随者仍然不脱布尔乔亚/浪漫革命主义的习气。对茅盾来说，历史所命定的生产模式以及政治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眼前所能做的，只有见证像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本主义家的困兽之斗，以及他们最终在外国势力下必然的溃败。
吴荪甫打击工人的罢工，反而在两方面把茅盾的决定论给正当化了：吴荪甫的盲目投资加速了他的垮台，他对工人冷酷的控制说明了资本家与“人民”之间永恒的对立关系——不管他的目标具有多少民族情怀。眼看在金融或政治上都不是赵伯韬的对手，吴荪甫把最后一搏的希望放在股票投机上；但是他这最后一搏也输了。小说结束时，外有罢工、内有破产的威胁，吴荪甫离开上海到外地“避暑”去了。小说的结尾在悬荡中戛然而止。
就中国产业现代化这个议题而论，传统对《子夜》的批评通常流于简化，或谓茅盾对国民党的经济与技术政策存有偏见，或谓他对中国社经系统的沉痾另有洞见。根据高利克的说法，茅盾揭发中国资本家的卑劣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中国版左拉的《金钱》（84）。但是我认为这部小说最错综复杂的一面是茅盾试图将技术与工业议题政治化，而他又陷在自己声言要解决的情境里。
在茅盾看来，中国要富强，一定要先有现代科技的配备：Light（光）、Heat（热）、Power（电）。这个提案看似简单，却必须用从历史的不断辩证和超越观来加以增益。中国的科技与工业的未来仰赖现代装备与知识取代传统手工业；民族资本家胜过国际帝国主义的投资者；启蒙的都市普罗大众压倒资本家老板和经理；乡村工业化超越都市商业化；共产党凌驾国民党；毛泽东领导的路线打垮“李立三路线”。《子夜》原来仅要探讨有利于中国的科技及工业的情况，却不得不把意识形态与历史冲突的问题一起端上台面，所谓“科技”其实只占一席之地罢了。
茅盾的问题未必来自他揭发中国经济与工业发展中的矛盾，更多来自他有赖解释这些矛盾的那套左翼理论。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分析现代中国工业的病征，他不免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一个伟大历史计划的一部分。茅盾当然有权以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或任何人可以把主义一股脑的套在不同的情境上。如果说《子夜》今天仍然可观，那是因为小说不只是揭露了上述的那些社会/经济力量，更是因为它代表了曾有一个时代，文化人如何勉力要引进一个诠释机制来诠释那些力量，却留下了种种破绽。
在茅盾对中国科技之兴起的论述中，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声音。在所谓批判写实出现之后，茅盾提出中国工业除非有健全的政治实体——亦即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支撑，否则不可能建立。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除非现代科技与工业先让中国改头换面，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不论是左派或右派——能够站稳脚步。吴荪甫这个人物之所以有趣，由此或可略窥端倪。在某种意义上，吴荪甫要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有自相冲突的目标。他令人称赏，因为他是个爱国商人，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皆能独立自主的中国而努力，但是他也绝对罪大恶极，因为为了达到目标，他选择了资本主义路线。
我们再一次想起茅盾在小说一开始营造的“Light，Heat，Power”的霓虹灯意象。对那些被英文的霓虹灯所迷醉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岂非也是一种外国产品，由茅盾这样的文化人所引进来改变中国现实么？茅盾同情吴荪甫是其来有自的，因为他们其实身在同一个历史场域里，在民族主义的前提下，各自努力引进西方技术资本与象征资本。他们的理念看来背道而驰，但一旦他们的视线被“Light，Heat，Power”三个字那宏伟诱人的承诺所震慑时，两个人爱恨交织的回映居然互相辉映。
茅盾的小说呈现了观念与经验的流动场域，在其中理论与实践、科学与预言之间互通声气。这两个领域被认为支撑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计划，描写现实又被作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使命。茅盾也的确在作品中树立了庞大的写实架构，这一点上，他的同侪鲜有能比（85）。但如上所述，这个架构并不能奠定在任何单一的、封闭的领域里，满足某种特定的模拟（mimesis）教义。写实主义的各种领域总是彼此重叠、交通、渗透，或冲突的，只想写实的不易为甚至不可为。这些场域不会也不应该化约为同一个场域；不相称的因素总是此起彼落。正如他的笔名所提示的，茅盾（矛盾）的小说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冲突与领域的交错，这些反讽的同时也戏剧化地阐明了茅盾小说的“写实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real）。
【注释】
（1）邵伯周，《茅盾评传》（成都：四川文艺，一九八七）；胡耀邦，《在沈雁冰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收入唐金海等编，《茅盾专集》一卷一册（福州：福建人民，一九八三）。
（2）参见Philippe Desan，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and Wendy Griswold Desan eds。，Literature and Social Practi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Jonathan Arac，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Francis Barker，Peter Hulme，Margaret Iversen，and Diana Loxley eds。，Literature，Politics，and Theory：Papers from the Essex Conference，1976…84（London；New York：Methuen，1986）；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3）Leo Lowenthal，“Sociology of Literature in Retrspect，”in Literature and Social Practice，ed。Philippe Desan et al。；Jonathan Arac，“Introduction，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pp。ix…xxxix。
（4）Irving Howe，Politics and the Novel（New York：1970）。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6）C。T。Hsia，“Yen Fu and Liang Ch’i…ch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in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ed。Adele Austin Ricket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236…37；Milená Dolezelová…Velingerová，“Introduction，”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ed。Milená Dolezelová…Velingerová（Toronto；Buffal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0）。亦可参见梁启超，《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
（7）鲁迅，《摩罗诗力说》。
（8）鲁迅，《〈呐喊〉自序》。
（9）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
（10）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这段话回应了英国批评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说法，其人认为左拉是为了写小说才去采集社会经验的，而托尔斯泰则是在深刻体验生活后才开始写小说。参见Marián Gálik，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1898…1979）。
（11）Marián Gálik，Mao Tu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12）有关五四时期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问题，可参见Bonnie S。McDougall，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1919…1925（Tokyo：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71）。
（13）佩韦（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
（14）Benjamin 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5）“人的文学”最受瞩目的提倡者便是周作人。参见周作人，《人的文学》，收入黄志清编，《周作人论文集》（香港：汇文阁书店，一九七二）。正如文章的题目有重义，周作人文学理论也同时交织着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生物与道德观，他的人的形象是身与心的混合。因为人性在达尔文式的生物与道德阶梯上是不断爬升的，所以人所创造的文学也应该由“非人的”进化到“人的”阶段。
（16）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750…1950：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v。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17）Leo Tolsty，What is Art？And Essays on Art，trans。Aylmer Maude（London：Harper and Row，1931）。
（18）雁冰（茅盾），《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茅盾全集》卷三二（北京：人民文学，一九八五）。
（19）茅盾，《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小说月报》一二卷一二号（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20）沈雁冰（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21）同前注。
（22）参见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
（23）参见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