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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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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下一章讨论推动吴荪甫事业的复杂意识动机。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资本家大亨,吴荪甫是不同于《多角关系》中的地方企业主唐子嘉的。就他想要建立工业王国的野心来说,吴荪甫可以说较唐子嘉更富有、更高瞻远瞩。他聚集财富的方式是随着时间的直线发展,逢低买进逢高卖出,而他处理的货品不再只是五谷丝绸,更包括了整个的工厂。唐子嘉可能就是《子夜》中的小工厂老板之一,在吴荪甫的精明运作下坐视自己的事业逐步输给他。然而随着故事的进行,我们发现另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浮现,投射出一个新的时间观,对我们了解茅盾的历史论述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为了实践他建立自己工业王国的计划,吴荪甫向身为富裕银行家的内兄求援,成立了一家信用公司,该公司除了贷款给民族资本家之外,还参与投机事业。在这期间,“买办”赵伯韬挟外国资本家之助,与吴荪甫一样野心勃勃,想以操弄股票赚的钱来吞并其他衰败中的公司,而吴荪甫对此却不知情。股票交易于是成为这两个资本主义恶棍一决生死的战场。
股票投资与投机买卖使茅盾的《子夜》增添了一层现实感,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还是头一次,这个现实却是反讽地建立在最虚幻的金钱与货品的交易上的。股票交易中“好像真的”有金钱与货品在移转似的,而事实上,他们的利润主要来自对假想的、有兴趣的货品的价格变动进行臆测,进而从事投机买卖而已。投机式买卖为一个新阶层的投资者产生了利润的来源,他们既不生产也不消费,而只是与抽象的价格玩游戏。这些投机分子认识到金钱有一种奇异的性质,可以超越任何事实的限制。对像老通宝这样生活在农业经济下的农民来说,价格的观念完全来自货物实质的存在;而对像吴荪甫与赵伯韬这样的大师级投机家来说,丝绸或稻米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每一刻都随着其价格的增减而滋生或消逝。
与唐子嘉与林先生相似的是,吴荪甫与赵伯韬最关心的是金钱必须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地累积。不过,由他们操纵货物的价格看来,可以说唐子嘉与林先生仍然受限于金钱实质的一面,而我们这两位上海大亨就是在颂扬金钱的抽象本质,他们创造虚假的需求与供应,由此就略过了交易中实质的阶段。而且,他们可不只是以逸待劳,细观金钱在特定历史脉络中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上下变动而已,他们还会经由自己的管道来创造变动,由此得取最佳的获利机会。吴荪甫与赵伯韬充满创意,可以为金钱的各种前景呼风唤雨,也全面拥抱货币经济的象征系统,他们表现的是以自己的世界观来重塑现实的欲望与能力,堪称是两位金融艺术家。
问题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从事各种投机探险后,又如何提出对时间与历史的一种不一样的看法?如同上述,为了由高度反复无常的股票交易中获利,从事投机买卖者,不能只是先静观其变而后抓住时机而已,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还非跑在前头不可。每一次的角力中,这两个大亨轮流扮猪和老虎,输赢全看他们所接收到的经济/政治变动趋势的消息。一项即时发动的军事行动、一次可能发生的政治斗争,或者一个秘密进行的公司吞并,都可能立即改变他们赌股票价格涨跌的决定。他们这个游戏的核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操纵并加速了交易的过程,使得时间本身成为他们投机臆测最终的赌注。只要错失任何一个动作,时间就会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规格:它可以是命运之轮的循环运行,向着特定标的直线前进或后退,它也可以以旋涡状态全速向最终的分裂解体行进。时间感失去了方向,并不是因为意义的匮乏,而是因为乘载了过多的意义。茅盾便是如此以混乱骚动的形式展现出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所遭遇的危机。
时间的失向不仅影响了历史如何被再现,也影响了我们再现历史。虚构处理与投机臆测揭露了潜存于我们的现实观中的符号系统及其自我颠覆的潜力。当金钱不再是货品价值的稳定符号时,当股票价格每一刻都在涨跌起落时,价值与货物、意符与意指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也就摇摇欲坠了。所有的纯一性都分解成多元性,正如小说一开头那面写着“Light,Heat,Power”的霓虹招牌,它点出了在特定历史脉络中,象征与被象征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不过,我们或者可以说,价值与现实系统崩溃的最激烈的结果,倒不在毁灭了社会拟真(verisimilitude)之下,带有凝结力的关系,而在某些我们原本认为不相干甚至相斥的事物间拉起了再现的连线。事物乃是存在于“解体中的合作”(55)这样矛盾的情状中的。之所以处于解体中,是因为事物不再像以前一样包含着一种真实的“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之所以是融合,是因为它们以一种幻影式的类推关系彼此缠绕。
吴荪甫一开始原是个爱国巨贾,企图重新振作本土工业,对抗外国的经济侵略。但是他剥削工人的手段也使他成为标准资本主义恶棍的模板。随着小说的发展,民族主义竟然与财神爷合为一体。再者,既然吴荪甫与赵伯韬如此努力从他们虚构的交易中创造价值,他们的投机也就产生了某种收获,但在另一方面,连像老通宝这样固执的农业经济的实行者,在选择养蚕或种稻时,也不免做点投机。如果投机者借着赚钱,也成了某种生产者,那么反之,生产者不也是借着调节生产适应市场变动的投机者吗?当然,在不同层级的投机背后存在着一种道德的差异。不过茅盾的论点在于,当特定历史脉络下再现价值系统失控时,没有人能免于认同的错乱,也不再有任何事物可以透过写实主义的原则来真实地处理了。
如果茅盾意图将《子夜》的世界写成“Power,Heat,Light”来临前的黑暗,或者抓住革命前夕的现实,他也同时是将一种神秘的经济资本观投资在此小说身上。上海的资本主义世界也许注定坠落,却会从中生出新的、更诡异的天堂。在这层意义上投机(speculation)与其说是什么引起世界全面崩裂的可怕力量,不如说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宏大辩证的一部分,可以促进“秩序”的恢复。时间从未失去其意义。股票市场中的起伏涨落正对应着时间的神秘律动。评者已注意到《子夜》中的资本主义恶棍乃是取法于北欧斯堪第那维亚神话中,超乎常人的战神(56)。全书始终没有描写到中国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小说的结尾是吴荪甫在与赵伯韬的最后一次争霸中暂时败下阵来。不过看将起来,吴荪甫偕妻赴牯岭度假一阵子之后,又会卷土重来。这一切都让人想起原来茅盾的历史计划就是一个循环,要回归到《农村三部曲》所代表的阶段,在此一阶段神话才是时间与现实的主导模式。
因此,投机这一主题在《子夜》中所定义的不只是经济,更是人类活动中的其他层面。以书中描写的浪漫爱情为例。我们发现连爱、恨等情绪也可以定为一种货币,其价值在市场中随着其他的物件上下浮动。例如,吴荪甫的妻子和她的旧情人、联络官雷参谋藕断丝连,心心相印,但是却绝对无意放弃她从富有丈夫处所得到且享有的好处。另一方面,雷参谋又是吴荪甫得到前线战事情报的最佳来源。两人的私情来来去去,我们总闹不清吴太太究竟是在玩火,还是在演一出无报偿的爱,来为她的感情生活增添滋味。书中不断提到《少年维特的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是吴太太最爱看的书,但是不管她走到哪儿,她却老是把书撂在后面。
小说中其他的男男女女或堕入爱河,或走出爱情,总之都像在赌每一场恋爱的价值似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徐曼丽与冯眉卿。徐曼丽是上海地区著名的交际花,她处理爱情的方式,恰恰与她的大亨朋友们做股票投机生意一样。她将自己摆在色欲的市场上,永远跟着每一次股票交易的赢家走。冯眉卿跟她正相反,她的父亲冯云卿是地方上的地主,做投机生意失败,散尽家财。他急于赚回输掉的财产,竟说服女儿与恶魔赵伯韬上床,希望借此让女儿带些有关投机的消息回来。此一手段的结局惨不忍赌。冯眉卿不但失身,她带回的股票消息还是错的,终于加速了其父踏入破产深渊的脚步。
即使是军事与政治活动在小说中也不免沾染投机的色彩。北方的部队经常或进或退,不尽然全是以军事目的为考虑,而是随着股市的升降而进退。为了让他们的推算成真,股市金牛不惜与部队将领秘密交易,令其故作胜利或挫败,于是乎军事策略与金融运作竟也浑然合为一体了。茅盾并且不遗余力地夸张描写都市布尔乔亚青年对政治的多变态度。在小说的中段,吴荪甫的表妹张素素与她的男朋友以参加五卅纪念游行来发泄浪漫情怀。历史的纪念日竟然变成二人约会的良辰吉时。随后这对年轻恋人被消防水柱驱离,跑到一家餐厅躲避,结果碰到一群臭味相投的朋友,旋即展开一场股市信息的交易与打情骂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年轻的共产主义分子在《子夜》中也是投机分子。在所谓李立三路线(一条主张都市普罗分子组织暴力活动的党的路线)下,革命分子在最不适合起义时间的时机发动罢工与游行。对茅盾来说,革命分子对党生死以之的热情却被某一种宁可任务失败也要冒险躁进的个人愿望所遮蔽了。更深一层的是,党的领导者又拿党员的信心与能力为赌金,来为革命的前途下注。党与党员都以革命的理想来打赌,就像投机分子醉心股票一样。两者无休无止地行动,使用着用之不竭却又误入歧途的力量,同样患着一种癫狂兼抑郁的症候。这定然是茅盾所认为的时代精神。
在此我们或可根据茅盾在《子夜》中所描写的历史之混沌倾向来做个暂时的结论。如果历史在资本主义的阶段处处弥漫着使现实彻底腐败的邪恶力量,那么茅盾又如何为自己预留一个超历史的地位呢?他处身于现实的各种层面,包括政治、商业、革命等等,其价值皆在投机心态下随波逐流,那么茅盾之倡导理想,岂不也是一种投机式的行动?虽然充满着意识形态的预设,某种宗教《子夜》仍然包含着抵抗马克思/基督教意识形态之限制的能力,而且拒绝承当超越时间的使命。此书要求的乃是一种吊诡式(paradoxical)阅读。茅盾将资本主义世界描写成一个快速与自身疏离的世界,他为我们提供一个罕有的机会,让我们看见价值与事物、语言与世界之间令人目眩神迷的互动,这种情况在他的怀疑主义背离与其相对之“意识形态”时尤其明显。《子夜》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小说的重大成就之一,并非因为此书以共产主义的姿态呈现了茅盾的社会批评,而是因为此书企图消除历史的各种形式中所隐藏的神话价值——包括茅盾自己的——因而从根本上呈现了有关现实与写实主义各种幻象之争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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