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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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我本来不熟，那时他在清华教书，我是北大学生。我弟弟——小我十二个月的弟弟张宗和是清华的，倒是当过他的学生，说他在家里是『坦白会长』，教起英文来也是直来直去的。」
「『坦白会长』是什么意思？」
「大概是夫人管得严，他听话，什么都得坦白着吧？可是到了西南联大，就跟他熟起来了。他喜欢京戏、昆曲，听戏、唱戏都很热衷。可他看戏又不爱一个人去看，看戏总要请客，这样一来，戏票的钱码数字就很大了。朋友们中间，总流传着叶公超这样的对话：『昨晚又干什么去啦？』『看戏。』『看什么戏？』『没钱看富连成，就看看小翠花吧。』所以大家就把这『没钱看富连成，就看看小翠花吧』当笑话来说。那年月在北平，要看像富连成那样正牌的戏班子，杨小楼、梅兰芳什么的，都挺贵的；小翠花出道不久，戏也好，票价可就便宜多了。我和他算是曲友，平时常有来往，也爱互相开玩笑。只是后来他做大使去了，就中断了联系，抗战后回到北平，也就再没见过他。」
戴爱莲（1916—2006）
「……金岳霖是最好玩的一个人了。他一辈子都爱着林徽因，没有结婚。人家养宠物，都是养狗啊猫啊的，他却养一只大公鸡。平日最疼爱的就是他的大公鸡，经常给它喂维他命、鱼肝油什么的。那时候在昆明，我们沈家、刘家、杨家几家人住在一起，有院子，有厨房；他住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没有地方养鸡，就把大公鸡放在我们这里，经常跑过来照料。防空警报来了，大家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往城里跑——他惦记着他的大公鸡哪！因此，『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防空洞』就成为当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好玩话题。他也不在乎我们笑他。每回他登门，我们几个女孩子就故意说：『金岳霖可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他的大公鸡的！』他就冲着我们憨笑：『嘿嘿，都看，都看！』呵呵呵……陈寅恪更有意思，他当时把跑警报叫做：『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左）叶公超（1904—1981）、（右）金岳霖（1895—1984）
一九三六年张元和、张充和摄于苏州。（张寰和提供）
「我跟溥侗很熟，溥侗就是『红豆馆主』，他是宣统皇帝的族兄。抗战前一年，我在南京代储安平的职——储安平当时到英国留学去了，我代他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我在那里跟溥侗认识的。他当时是南京一个什么挂名的官，好像不是个实职。他喜欢唱昆曲，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拍曲，他是中间年纪最大的，那时都六十多了。我们当时的曲友在一起，做什么事的、当什么官的我全不知道，反正都是唱昆曲的就是了。我还跟溥侗在南京的『公余联欢社』一起唱过戏，他很会演戏，他还来过我苏州的家。对了，那一年在苏州，因为家里历来有些收藏，常有书画店的伙计送画到我家来，请我们看看要不要买。有一回，书画店的伙计送来一卷画轴。画卷还没打开，我一看上面收藏人的图章，写着『同仁于野』，我就说：『这画我要了。』伙计很吃惊，怎么卷轴都没打开，你就要了，你不怕买了假画吗？嗨，他怎么知道，我一看『同仁于野』，就知道是溥侗收藏的东西，我父亲也收藏过他送的字画。『同仁』就是『侗』，『于野』就是不做皇帝的意思。溥侗收藏的，总归不会是差的东西。打开一看，果不其然！那是明末清初一个和尚画的花卉，名字好像叫『光鹫』，但究竟是什么人，我一直没查出来。这画我一直收藏着——唉，我们家里的那些书画收藏，几乎都丢光了。抗战逃难丢了一次，四九年后又丢了一次，我能带到美国来的，更是没有多少了……」
「我们张家四个女孩的名字，是我父亲起的：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下面都带着两条撇开的弯弯腿。很多人看一眼就以为知道了，其实很容易弄错。前些年我回苏州办展览，就住在九如巷老家。有一天，一个年轻记者气冲冲扛着摄像机上门来采访，一进门就说：『我找张允和！』我对他说：『张允和已经死了！』他很吃惊：『已经死了？这么快？』我随手一指说：『不信，你问问他们去。』屋里坐的都是家里的亲戚。他看见屋里的人朝他点头，就『噢』了一声，脸色很尴尬，嘴里嘟囔着，只好扛着机子，转身出去了。屋里人都知道他要找的是我这个——充和，他一走，大家便乐得哈哈大笑，我也跟他们一起笑。呵呵，一个烦人的采访，就这样被我对付掉了，呵呵……」老人脸上笑眯眯的，显出一种调皮的神情。
合肥四姊妹合影。左起：充和、兆和、允和、元和。
「我从小就不喜欢一般女孩子那些穿衣打扮的事，历来对吃穿都很不讲究。可是，我讲究文房四宝，讲究用好笔、好墨、好纸来写字，这些方面，我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五十年代差不多有十年时间，我都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做事。那时候，在那里访学的胡适很喜欢跑到我家来写字，因为他知道我家的纸墨、笔砚总是现成备好的，并且一定是good quality（高质量）的。」老人拿起案桌上的毛笔，向我比划着，「比如这毛笔，学问可大了。从前在北平，都用『戴月轩』的笔，笔都做得很讲究。听说那本来是清朝的名号，叫『李福寿』，专门做宫中用的笔。后来宫中太监偷出来拿到外面卖，就开了这家『戴月轩』。四九年后改名叫『北京制笔厂』，八○年代初年我头一次回中国，还买过这家『北京制笔厂』的笔，还很好用的。现在名字又改回『戴月轩』了，笔却做得越来越坏，我反倒不敢用了。日本有两家店的笔做得很好。一家叫『平安堂』，一家叫『鸠居堂』，『平安堂』的笔贵一些，『鸠居堂』笔好，价钱也公道，一支才几毛钱。他们出的紫毫小楷，用过多少支都没见坏的。我常常得便就托人一次给我买几十支回来，所以这些年写小楷，我一直都在用日本这两家店制的笔。」
我的美国学生邵逸青两三年来一直跟张先生学习书法，利用暑假到日本学日文，还按老人的叮嘱给她买回来一把「鸠居堂」的中、小楷毛笔。邵告诉我：日本毛笔很贵，跟中国出的毛笔相比，质量也许好，但实在太贵了！
聊天散记于二○○七、二○○八年
整理于二○○八年夏
古筝与古琴：京昆之别？
关于传统与人事的散漫话题
那天，和充和老人随意聊起这样一个话题——
我说，我注意到，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古琴与昆曲，是两个特别的门类。他们自成一个圈子，自称「琴人」、「曲人」；聚会叫「琴会」、「曲会」；喜欢小范围的自娱自乐，叫「拍曲」、「抚琴」……我还提到，古琴和古筝这两样乐器的区别，很像是昆曲和京戏的区别。
老人颔首赞同，笑吟吟说道：「习惯了唱昆曲，会觉得京戏太闹人。」
我说：「可是听惯了京戏，又会觉得昆曲太平淡——就像古筝是表演性的乐器，古琴却不适合做公众表演一样。从白居易那个时代开始，就有人嫌『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的。古琴只宜于独自抚琴吟拨，或者在清风明月、寒堂雅室之间，知音朋友互相抚琴弹吟，而唱昆曲，你们也更喜欢自组一个曲社，业余自己唱曲，叫『拍曲』、『度曲』，这都是非常小众化的；而唱京戏，却叫『玩票』，爱唱京戏的，叫『票友』，自组的社团，叫『票房』，因此京戏更能普及，更大众化……这与『曲人』、『曲友』的叫法，确是意趣大不一样呀。」
老人便呵呵笑道：「其实，我也学过唱京戏，还找过程砚秋当老师呢。」
我眼睛一亮：「真的吗？你还当过程砚秋的入室弟子？」
我确实大感意外——以往从未听老人提及。忽然想起，「程门」的第一大弟子赵荣琛，正是她的亲戚，是充和祖母的姨侄，他们以表兄妹相称。所以，年轻时代的张充和要学京戏，应该是不难拜上程砚秋这样的高师的。
老人笑应：「我不能算程门的入室弟子，我不是个好学生，我学了几天就学不下去了，还是不习惯京戏，觉得闹，喜欢昆曲的安静。所以，程砚秋不会认我这个学生的，虽然我喜欢听程派的戏。」
于是我们聊起了京剧。老人的许多见解也让我暗暗吃惊，「我不喜欢马连良的戏，他唱得太漂亮，太甜，好是好，我嫌他油，老生不能那么唱的。」
我问：「那你喜欢杨宝森么？杨派的唱法，就厚重苍劲得多。」老人答道：「那我又听得不多。看京戏那时候叫听戏，我那时候并不常去听戏的。」
「可是，马派戏是老生戏的主流呀，」我说，「好像行当里有『无生不马』、『十生九马』的说法——爱听、爱唱老生戏的人，都爱学马连良，所以唱马派的老生，特别多。」
「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老人突然冒出一个新话题，「就像林徽因，大家都喜欢她。在昆明的时候，她爱说话，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得都听她的，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老人突然停住了。
张充和平日很少在她的言谈中臧否人物。可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了什么，笑吟吟说道：「不过我对陆小曼，却有不错的印象。记不起是什么样的场合，谁介绍我认识的她，反正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人很温雅，话不多，也会唱曲，一笔山水花鸟画，画得很像样子……」
马连良《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扮相
林徽因，陆小曼，两人都因与徐志摩的罗曼史（还可以加进梁思成、金岳霖）而声名显赫于民国时代。其实，她们两位，和张充和一样，都是民国时代的才女——一代新女性的不同代表。看着眼前的充和老人，我心里在默默地比较着（当然，不敢言声）。
我笑着：「张先生，看来民国时代这些文化名人，没有几个是你不认识的。」
聊到了兴头上，充和老人倒也不会自谦——朝花夕拾，聊老年间的故旧故事，是老人晚年日常起居间随时即兴的一件赏心乐事。
「……张伯驹我也认识，他的收藏很了不起。他是一个把艺术看得很严重，不是随随便便在玩票的人。他唱京戏，不唱昆曲。听说他去听戏，一唱得不对，或者谁在台上抢戏，他在下面站起来就骂。他和杨振声熟悉，杨振声也弄收藏，所以平时两人时有来往。哎，我是哪一年见的张伯驹？」老人又陷入了回忆中，尤其对时间和年代的掐算，略显费力，「让我想想，抗战结束后，我是跟着教育部礼乐馆一起光复回去的。一九四六年回的苏州，一九四七年到北平，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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