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里子与面子-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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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正在形成。这个阶层已经不再附庸风雅了，而是打算让自己成为风雅的一部分，并且把财富的传承在国内传下去。我个人的判断是，这股复古的风潮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新一代富豪开始成长为止。那个时候，中国就真的有一群“老钱”了。
消费类情感节目
2011年9月，石家庄的一个电视频道被广电总局给停播了，期限是30天。遭此严肃处理，是因为这个电视频道擅自更名不说，还制作播出了一期叫做《我给儿子当孙子》的电视节目，说的是不孝子的事儿。其实说这种事儿的节目不少，但这次有点儿不同的地方在于，该节目是雇佣演员扮演的，并非是真实事件。
按照广电总局的说法，“在总局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始终坚持正确导向，严禁播出内容虚假、低俗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情况下，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第三频道’仍于近期播放了雇人扮演的一期情感故事类节目《我给儿子当孙子》，社会影响极坏，雇佣群众演员表演，用夸张的手法表演儿子对老人不敬、不孝，肆意渲染家庭矛盾，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据查，在已播出的《情感密码》栏目中，还有其他多期类似节目。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台为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对节目审查把关不严，误导了广大受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也极大地损害了广播电视媒体的社会形象。”
当然，这事儿做得是不太地道。如果您就事论事地解剖社会事件，哪怕是解剖得过度一些想必也是没啥，雇人扮演真实事件的模拟重现也没啥，弄个虚拟事件、找演员扮演的话，这就不是纪实栏目，而是电视剧了。两者混淆起来，确实有误导公众的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受此惩罚也不算什么过分。
但广电总局的这个通报所说的某些话还是颇为让人不安。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在处理意见当中提到的“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之类的道德论断，实际上给自己赋予了一个道德警察的角色，使自己成为可以判断社会道德标准的法官。我们知道，在社会进化当中，适当的引导总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时候，社会的道德观念是一个不断磨合、前进的过程，当年我们看着就不爽的某些行为，现在看上去根本就不算什么。而政府机构的管理在这方面总是滞后的，也就是总与社会的道德进化、改变有所脱节。在这种状态下，尽量引导、不做过多干涉似乎效果更好，尤其不能把自己摆在一个道德审判者的位置上。
这次广电总局的道德判断是对的，不能用虚假的演绎来说明道德问题，也不能误导观众。话说到这里其实完全就够了，不用说出什么才是正确的道德观，这个并非是政府机关的责任。这次管对了，下次就可能管不对，最终受到伤害的是社会道德的自我演化与磨合。
最有意思的倒不是这些道理，而是我们社会目前对于情感问题的那种消费品态度。打开电视，很多节目都是以这种事情为卖点，名曰讨论，实则消费，无论是电视征婚还是情感打假，节目要不是够刺激，恐怕看的人就会少很多。
在这种消费情感的状态下，自然也就少不了这种为了吸引眼球的策划。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当怪异的现象：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些道德与感情，但在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实际与市侩。台面上讨论得口沫四溅、道德高潮迭起，现实当中则冷漠与旁观者越来越多。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什么补什么的虚火上冲。也正是这样，冷漠的社会环境更加需要强烈的刺激来唤起哪怕是虚拟的道德高潮，有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消费情感的需求，做出这样的节目来。很不幸，这样消费情感的节目，只是把情感与道德摆上货架而已。
有话就要说出来
我从事新闻工作十余年，除了广播以外，还做过其他所有类型的媒体，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实在是很难说。从最基本的扫街记者到首席记者，然后转身离开去从事媒体运作，最后在2003年开始写评论，至今评论专栏前后超过数十个，这到底算是资历还是始终不渝地不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也是很难说。
初进新闻界信奉的是“说出事实、他人判断”的新闻理念，当时在我看来，新闻就是最大可能把事情真相呈现出来，然后让读者去判断是非。但新闻稿子写多了，难免会有自己的想法，笔下轻重缓急当然也有了去处。
在后来倒是不刻意回避具有感情色彩的笔法了。记者也是人，是人就有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你不能说你是个事件的照相机，忠实地快门一闪，记录完了了事。后来开始写评论也是肇因于此。
我写评论最开始是在网络上，没有其他想法，就是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网络是个好东西，没有那么多约束，也没有自己心里为自己设的限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南方都市报》开始，评论时事蔚为风潮，也正在那时候在这张报纸上开设了我第一个时评专栏。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但真正写评论的时候还是有些局促。无他，平日里都是在用网络的表达方式写作，平媒上该如何写评论还是不知道。写了两篇之后把心一横，心想：反正你们是因为我在网络上写字才找到我头上，那我就用网络的方式写，用不用在你，而怎么写则在我，不能因为发表而写字。
这些年写下来，原来的想法一直没有变，只是有所延伸。在我看来，评论时事是每个人天然的权利，这是社会所必须的东西。而很多人在运用这个权利的同时，始终在心中有一种自我审查的情节，不是害怕多言惹祸，就是害怕不能发表。两者都是利益，是伤害不得的。
但评论权是这样一种权利：如果你自己设限的话，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只有在能够达到的范围内走到最远，才能对得起这种权利与你能写出文通句顺文字的能力。就如同不在乎把网络的表达形式拿到平媒上一样，心里始终要存在一个“爱谁谁”的念头，始终告诉自己“我有话要说”。只有如此，评论才是一种真实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你的键盘开始嘎嘎作响的时候，就无人可以剥夺。
一盒烟的11年
网络成名几乎一年的“天价烟”连续剧主人公、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周久耕前局长，因为受贿的罪名被南京市中院一审判了11年有期徒刑。回想起这个连续剧上映至今，终于有个最终的结局，算是件好事，虽然周久耕在被法官问到是否上诉时说要“回去考虑一下”，但通过在我们这里生活的常识可以得知，即使判决的刑期有所变化，这个受贿的罪名也是逃不过的。一切都起因于一盒香烟。
回首这场戏，不免让人有些感慨。曾几何时，该局长尚风光无限地叼着香烟宣布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此情此景、此狂此蠢还在眼前之时，也就是他种下今日苦果之日。不过，不能说此事没有遗憾。
遗憾之一，周久耕抽烟已经是一种常态，他开的是什么车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当此人抽此烟、开此车出入各个政府机构时，似乎并未引发任何关注。这只能是两个原因，不是相关机构人员从来不懂得烟草的价格、车辆的好坏，就是实在是有些习以为常了。或许我们要问问看，如果不是该人蠢到说出那样的话、而照片里正好有那么一包烟的话，这位是不是还在好官我自为之？一个肥得冒油的政府部门官员，又毫无顾忌地展现着自己的财富，而居然到了今天才是因为舆论大哗最终倒台，不知道这个责任应归功于谁？
遗憾之二，据说有网友人肉搜索出周久耕的弟弟是某房地产开发商，但判决书中只是谈到了收受其他人的贿赂，并未说明其是否还有渎职等情况。根据另外一个常识判断来看，既然这位能够收受其他人的贿赂，其操守应该不会达到不让作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弟弟沾光的程度，而其子也被爆出从事建材等生意。一个房管局局长后面，那些升天的鸡犬、成型的价值链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都不知道。
当然，即使有诸多遗憾，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互联网历史当中，注定会被写上一笔的标志性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网络反腐最典型的案例之一，遵循了传播学的所有规律。而网络反腐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传播的迅捷与群体参与。有句话不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么？在没有网络这种便捷的传播方式之前，群众的眼睛或许同样雪亮，但他们的嘴上并没有扩音器，至少声音是暗哑的，除非是非常幸运得到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否则的话，并不会形成所谓的“舆论压力”。
或许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现在官员抽烟都开始抽裸体烟了，也不把那些名表之类的东西戴在身上了，即使有无数雪亮的眼睛、能够形成舆论的压力又会如何？其实不然，“衣锦夜行”往往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能够假装艰苦朴素的贪官肯定有，但不会很常见，更多的官员贪腐还是要衣锦还乡的。只要随时有人盯着看，这些人没有了可供炫耀之所，多少会抑制一下其贪欲。并且这种监督如果成了常态，狐狸尾巴总是可以露出来的。
所以，周久耕以及相似的官员最好“回去考虑一下”，周久耕考虑的可能是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要不要上诉以求减刑，对于其他类似官员倒是不妨回去考虑一下现在这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即使并无这样的思考功底，倒也不妨参考同僚的这句话来做一总结：某县委书记被网络反腐弄得焦头烂额之余说，当年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他说的没错，可惜，那种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有一种无力感让人前行
所谓出离愤怒可能是更高的一种形态，但有些事“出离”是“出离”不了的，只能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让人有这个感觉的事情不止一起，发生于巴东县野三关镇的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一事，最新进展大致也是如此。当地警方在传出女服务员罹患抑郁症在前、以故意杀人罪刑拘于后，并且把该女子送入医院要进行精神病鉴定。湖北恩施电视台在病房中拍摄的场景是这样的：女服务员邓玉娇被“约束性保护”措施“保护”着——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嘴里喊着“爸爸，他们打我”。
事情的经过已经在全国媒体的曝光下为人们所知，但为了与这个被绑在床上、口中喊着“爸爸，他们打我”的场景做一个对比，还是叙述如下：当地官员喝多了找乐子，要求邓玉娇做“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不从，被官员用钞票击打头部与肩部，并被两次推倒在沙发上。在此情况下，邓玉娇抓起修脚刀（当地警方说是水果刀）刺死一人、刺伤一人、吓傻一人，然后打电话报警。就这么个事情经过，并且是当地警方认可的事情经过，到现在的发展居然是邓玉娇被绑在病床上。老实说，这真是让人惊诧。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这个“异性洗浴服务”，相信任何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奥妙，而做这个委婉地遮蔽了一个现实：这三人是去那里嫖娼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抑郁症”，在第一时间就把从邓玉娇的包中翻出了治疗抑郁的药物当做一种证据摆出来，是一种转移事情焦点的做法。本来还以为是为了给邓玉娇脱罪用的备用借口，但看来善良的人们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