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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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尔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刊行一书，谓之《社会之静学》。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又刊行一书，谓之《伦理学之豫件》。前者不多应用生物进化之理，后者则基于进化论而为说明。彼于社会之静学之序论批评从来之功利主义。人对于行为要求某标准。虽然，宜以何者为标准实有未易决定者。边沁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快乐为目的，多数之人皆认此为标准焉。虽然，为行为之标准者不可无一定之意义。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快乐果有正确之意义耶？此决不然。既云最大则不可不依何者而计算之。对于快乐之观念乃应时代之异应阶级之异即在同一之人亦应其境遇之异而变化者也。快乐者吾人之官能满足之状态也，官能之满足自活动其官能而起，其活动适当其官能之力，则感快乐。官能因人之气厨性格之有异而生变化，决非一定不变者。以如斯变化不定之根柢而欲决定最大快乐之概念，此不当之甚者也。斯宾塞尔曰，谓人依快乐而活动，则不可不假定一理想社会之理想人，以其精神状态为基础而立论，然如斯理想之人今固无有也。于现在之状态基于个人之经验而论如何之事为快乐，决不能有绝对正确之结论。各个人各社会皆不绝变化者也。道德之性格变化，则快乐之价值亦变化。故从来快乐论之标准终不能为科学之伦理说之基础，惟基于完全之社会完全之人之假定概念，始能知快乐正确之价值。斯宾塞尔实基于如斯之假定而立彼之伦理说焉，谓此乃成立快乐主义唯一之道也。虽然，完全之社会完全之人不过为抽象之想象，其内容如何固不能明白决定之。于说明伦理之时取如斯漠然之假定，是使伦理学立于危险之基础之上也。
斯宾塞尔又于社会之静学论害恶之消灭，谓在完全之社会惟有快乐而无苦痛，害恶乃全然消失焉。害恶者自吾人之身心不能顺应四围之境遇而生者也。若吾人之身心进化，能顺应四围之境遇，则害恶渐次消灭，终至全绝其迹。在理想之社会各个人不侵害他人，惟有满足自己之欲望而已。既不致他人之苦痛，亦不招自己之苦痛。现在吾人固不能达如斯完全之状态。今日欲图自己之快乐有时亦不得不加他人以多少之束缚，此乃从来之社会发达必要之条件也。虽然，此后则无如斯之必要。吾人渐能顺应四围之境遇，向完全之地位而进化，如斯之进化决非偶然而发者，乃必然之结果也。斯宾塞尔之说明社会进化也，直应用生物进化之理，于此彼实不免有所误解。生物之进化与人类之进化其间实有大区别。第一，生物与人类其顺应周围之境遇有所不同，生物四围之境遇较为固定，惟限于物质之条件，人类之顺应则不仅有物质之条件而已，又有精神之境遇焉。其物质之条件亦非固定者，常依吾人之活动而为种种之变化，极为复杂，故其顺应也与生物之顺应不同。且人类又有顺应精神之环境之必要，此精神之环境较物质之环境尤为重要，乃变化不可测者也。吾人所属之社会智力上与道德上有不绝之进化行于其间，吾人对于如斯之变化不可不有以顺应之，能为完全之顺应始有完全之人世。斯宾塞尔应用生物进化之理以说明伦理学，实未见其可也。
斯宾塞尔于社会之静学之中复批评从来之功利主义，谓边沁等所主张之最大快乐以之为道德之目的非必不适当。人皆依何等之方法以求最大快乐，此事实也。虽然，边沁诸人忘下文所言之区别，言最大快乐为吾人之目的与言最大快乐为吾人直接之目的其间有大差异，彼等竟忘之，此功利主义之一大缺点也。彼等实忘关于最大快乐之真理有二方面。何谓二方面，神之方面与人之方面是也。神构成人世，使人得最大快乐，与人当追求最大快乐之时当如何行为，此二事不可不别而论之。人不可不努力求得最大快乐必要之条件。备此条件，乃所以得最大快乐也，决不可以最大快乐为直接之目的，是即人之方面也。自神之方面言之，神实定人世之目的以为在于最大快乐，而达此最大快乐必要之条件其最要者为社会（国家）之生活。人不能生存于社会之外，欲于此社会实现最大快乐，则不可侵他人之范围。而当于自己之范围以内追求其目的，即不可不于不侵他人权利之范围内十分扩张自己之权利，此乃依社会之生活而得最大快乐根本之条件也。如此者谓之正义，即不干涉他人之权利也。虽然，但有正义而已，尚为未足，不可不具他条件。不仅不侵害他人之权利（即他人之活动范围）而已，并宜勉求无（直接或间接）加他人以不幸。不加不幸于他人，此消极之博爱也。斯宾塞尔以为此消极之博爱与正义有别，正义者直觉之道德心也，消极之博爱则考察幸福之结果而起之道德心，非本能之作用。彼又谓欲得最大快乐，正义与消极之博爱以外又有两条件焉。吾人不仅不当与他人以不幸而已，又当增进他人之幸福，此乃积极之博爱也。此外又不可不加以合理之自爱，于实行正义消极之博爱积极之博爱之外务求满足自己之幸福，惟不可与前三者相冲突而已。
以上之四条乃欲得最大快乐必要之条件也。欲追求最大之快乐决不可以之为直接之目的，惟求备得最大快乐必要之条件而已。先思为如何之行为始能得最大快乐而定一行为之法则，乃从此法则而行焉。由是观之，斯宾塞尔之伦理主义，颇有似乎神学之功利主义。神学之功利主义以为使人追求最大快乐者神之意志也，认追求最大快乐道德之法则而从之，则可以得最大快乐。斯宾塞尔亦谓神之意志以人之最大快乐为目的，人不可直以快乐为目的，宜从道德之法则而活动。彼以正义为最要之条件，谓消极之博爱积极之博爱与合理之自爱不过为从属之条件。盖此诸条件缺正义所有直觉之性质，惟基于快乐之结果之观念，不过为考察之动机而已。斯宾塞尔谓人有一种特别之能力，能尊重自己之权利及他人之权利，此道德之感觉也，人权之本能也。虽然，此人权之本能本当视为自利之本能，故不能基之以说明他人之权利之概念。彼欲说明此困难，乃取与亚丹斯密相近之说。亚丹斯密以同情之原理说明道德之现象，彼谓正义不过为人权之本能同情之作用，乃人权之本能同情之反映也。正义与博爱固有区别，然有共通之根柢。共通之根柢者何？同情是也。若有尊重自己之权利之观念，则依同情之作用势不得不尊重他人之权利。此事或不为绝对之真理亦未可知，然愈尊重自己之权利者愈尊重他人之权利，固事实上之所常见也。
前乎同情心之起有崇拜英雄之感情焉，此于融和人类之社会有伟大之势力，一切未开时代之人民无论已，即开化时代之人民亦皆有崇拜英雄之感情焉。此感情乃与非社会之性质正相反对者，在原始之时代若无此感情则不能望社会之成立。此崇拜英雄之感情乃使自己服从力之权威者也，此力或为法长。或为城主，或为国王，或为立宪政府。有种种之形，能使人民从属此力，为种种之活动。道德之感觉愈缺乏之时则服从权威之感情愈不可不强大，此感情乃古昔之时极为必要者也。尊重道德法则之念既甚薄弱，则不可无尊重权威之感情，不然，则将陷于混乱之状态矣。崇拜权利于社会进化之上实有伟大之功绩，即至今日犹大有其影响焉，至正义博爱之感情起，则愈近于理想之社会矣。
以上所述乃社会之静学之大略也。彼于刊行此书三十年之后又刊行一书，谓之《伦理学之预件》。此三十年之间种种之科学皆大有进步，而于生物学尤著，应用生物学之真理以说明社会及道德者，未有能出于斯宾塞尔之上者也。伦理学之预件乃彼所著伦理学之原理之第一卷，吾人可由此书而窥见斯宾塞尔伦理学说之全体。彼从前所著社会之静学专为抽象之研究，伦理学之预件其第一章与第二章则大与之相异。第一章研究行为，第二章研究行为之进化。斯宾塞尔于社会之静学突言理想之社会理想之人，谓伦理学必自此始。彼于伦理学之预件则谓不可不自研究行为始，先观察行为之全体，谓道德之行为为行为中之一部分，而与他部分结合，不可相离。斯宾塞尔解释行为。以之为顺应目的之动作，而为人类之动作与为动物之动作非其所问。又顺应目的之事有有意为之者，有无意为之者，有简单者，有复杂者，若欲依生物学而说明行为，则不可不依发展之程度低者以说明发展之程度高者，此所以说明行为之发展进化也。欲用此方法，则不惟当考察人类之行为而已，又不可不考察动物之行为焉。动物者以保存自己之生命繁殖子孙为目的者也，适于此目的之动作渐趋完全，此生物学所认之事实也。于此有可注意者，生存竞争之事是也。生存竞争之结果为优胜而劣败，为适于进化之动作者制胜，不适者遂至于灭亡焉。至于人类又有特宜注意者，即不妨害他人之动作而追求自己之目的之动作是也。不惟不侵害他人而已，且与他人互相协助，使社会全体达适当之目的焉。如斯之现象乃人类所独有者，其他之劣等动物固无有也。斯宾塞尔以此社会之生活为伦理学之主题。吾人所称为善之行为实较为进化之行为也，吾人所称为恶之行为则为不进化之行为。于此有一问题起焉，当吾人呼有增进生活之倾向之行为为善，呼有妨害生活之倾向之行为为恶之时，亦须有何等之假定否耶？斯宾塞尔以为于此有一假定，其假定无论厌世论者与乐天论者皆不得不承认之，使吾人之生活快乐之分量多于苦痛之分量者为善，使吾人之生活苦痛之分量多于快乐之分量者为恶，如此之假定即是也。人不可不为有益于个人家族若社会而保存其生命之行为。若以增进生活之行为为善，而生活之进化常减苦痛而增快乐，则不可不谓善常与快乐一致。彼谓生活与快乐有密接之关系，认有进化之理法行于其间，遂基之以立彼之伦理说焉。彼极力排斥不基于进化论之伦理说，以为不合于科学之精神。彼分从来之伦理说为四类，一为神学之伦理说，二为政治之伦理说，三为直觉之伦理说，四为功利之伦理说。神学之伦理说以善恶为基于神之命令，而不认有他理由。如斯之见解斯多噶派之学说中有之，今日信基督教之伦理学者亦多言之。斯多噶派之学说为泛神论，谓宇宙一切之活动为神之活动，道德亦基于神之任意之意志，基督教之伦理说亦然。政治之伦理说则谓道德之义务自议会之法令而生，唯依多数者之意见昨是今非，常有变化而已，决不由科学之根柢。纯粹之直觉说则于自然之因果不加注意，谓生来固有之良心能直觉何事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