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价值观-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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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
北京市人大组织我们这些人大代表集中学习，请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所所长焦洪昌、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尹中卿等一些老师来讲课。他们讲得很好，无论是讲《宪法》，还是讲民主政治都通俗易懂，让我受益匪浅。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普及教育，对过去一些仅停留在字面上的词语和概念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比如一位专家讲到民主政治，他说民主政治分为三种：竞选民主、协商民主和自治民主。西方国家实行的民主绝大部分是竞选民主，从议员选举到国家总统的选择，都是通过竞选来实现政治的民主。而我国的竞选民主是通过“人大”体现的，协商民主是通过“政协”体现的。这几位老师共同的特点是先把我国《宪法》中的《序》重复讲一遍，从1840年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他们的开场白，但每人讲得都很生动。“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不能认为只有竞选民主一种，协商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方式之一。”“在宪法中已经赋予了民主政治权利，在实际执行中如何不打折扣去实施。”……这些都是他们的观点。学习中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撇开自治民主这种方式不谈（老师也没有多讲），竞选和协商这两种民主方式是不是要截然分开？如果在协商的基础上再加上选举是不是更能体现民主？在未来的新世界里，哪种民主的形式更适合我们？协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和用词是“磋商”。我们面向着新世界，新世界的特征是什么？一定是团结的、合作的。离开了团结、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作为个人，离开了团结与合作，在现代社会就会变得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到无吃、无喝、无穿的悲惨境地。要团结合作，唯有发扬磋商的精神，要在更大范围、更深的领域去磋商，在全球范围内磋商。而以磋商作为前提，在磋商精神的指引下，在磋商这独特的文化氛围下进行选举，这种“磋商＋选举”的民主方式可能更完善，更适合新世界。西方竞选民主，给了每个人以自由，是对皇权的反抗。但我们看到西方竞选也在制造矛盾、对抗，甚至仇恨。竞选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压过少数，强者压过弱者，声音大的压过声音小的。这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可能有两条：一条是学习和重复西方民主道路，把人的解放和自由放在第一位；另一条就是面向新世界，在磋商基础之上选举，通过磋商去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路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选择正确，要不断地依靠磋商去反省、去修正。
实际上，在今天东方、西方都不得不面向新世界，技术进步、人类的成熟都是新世界的标志。我们应该在广泛磋商的基础上，在磋商的气氛下进行选举，确定社团和国家以及全人类面对的大事情。“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都是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论述。我想，适合未来新世界的政治体制也许就会在磋商中产生了。
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
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有位好朋友发给我一条短信：“1949年是社会主义救中国，2009年是中国救资本主义”。我想许多朋友也许都收到了这条短信。这让我想起了邓小平他老人家当年南方讲话中说的那句著名的话“不要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直到今天才看出了这句话背后的智慧，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谁也救不了谁，就干脆不要争论了。
社会主义提倡全社会财富增长，再平均后分配给大家，可过度平均主义到头来，只会让大家越来越穷。资本主义鼓励个人财富的增长，最后达到全社会富裕，但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弊端。无论是个人致富还是社会平均，无论是哪种分配方式，都是在物质层面打转转。而邓小平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要共同发展。”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就像车子两个轮子少了一个一样，就无法前进了。
今天精神和物质的不平衡就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越是在物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华尔街、好莱坞，人们越发现物质财富的增加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出台了一个又一个方案，花了一笔又一笔的钱，但没有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过去看到的坚不可摧的金融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信心和人心无法挽回，需要重建新的秩序。而出面解决问题的具体操刀手保尔森正是过去华尔街旧制度的代表——高盛公司的前主席，“自己永远看不清自己真正的眼睛”，旧的思维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更不会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新的秩序是什么样的？只有在建立和磋商的过程中才能完善，今天谁的头脑中都没有这张蓝图，除非上帝。但有一些原则是明显的，如精神文明要和物质文明一起发展，一个轮子玩不转了。
未来的秩序是更公平、更正义的世界秩序，不能是美国华尔街就高人一等，赚的钱应该比别人多；冰岛人就只能捕鱼，想按旧秩序做投资银行业务，结果亏本了，就有人说，你们祖祖辈辈捕鱼的能做得了华尔街的投行吗？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偏见和不公正。种粮、捕鱼的不能永远不如做银行的、做金融衍生产品的，他们的劳动理应得到公正的待遇，而不是他们的劳动解决了人们基本的吃饭需求，却不值钱，价值被轻视甚至否定。
新的秩序是以诚实为基础的，我们已经看到每个人、每个行业都在反思。微软多年来放任，甚至纵容盗版和小偷，张亚勤任总裁后开始黑屏计划了。微软在中国的软件可以低价，可以赠予，但不能看管不好自己的东西，任别人来偷，并把小偷培养成了惯偷，中国软件业的盗版与微软的纵容有很大关系。报纸、杂志历来都是社会公正的监督者和标志，在他们打假、揭露别人时，自己报给广告商的发行量却全是假的，潜规则是公开报出的发行量是实际的印数乘以4或5，甚至更高。《京华时报》的前总编朱德付先生就曾揭自己行业的黑幕，揭露报纸行业如同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地潜规则了……在谈这些问题时，我们并不是指责，其实发现问题，才是进步的前提。
不要在旧秩序瓦解的动荡中失去方向和目标，新秩序正在社会和我们心中成长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世界秩序更美好，是从人的心中建立起来的。
CHAPTER SIX 要自省
屋内焚了一炉香，香的烟线一直戳到顶棚上，屋内很安静，人的心很平静，一步步进入一种美好的状态，把内心的智慧和力量、快乐调动起来，学习、思考、领悟那难以言表的灵性所在。
朝鲜行漫记
2012年五一期间，我去了一趟朝鲜，短短几天的接触，感触颇多。决定去朝鲜是因为一直以来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现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开放了，人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而在朝鲜信息是封闭的，他们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朝鲜的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另外，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看到，说他们缺吃的，经济不发达。我想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看看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够畅通、信息被封闭的地方，人们的精神状态、真正的社会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什么样的。我想就是不带有任何偏见的，靠自己的眼睛、靠自己的耳朵去感受一个真正的朝鲜。
飞机在平壤一落地，我透过窗户看外面的朝鲜人，觉得他们很整洁，无论男女，都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不知道是武警还是人民军。
朝鲜的普通民众比较流行穿军装，基本上都穿着黑颜色的皮鞋，皮鞋都擦得干干净净的，比我的皮鞋都干净。我觉得他们很注重自身形象，不会邋里邋遢地去见人。我还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戴着纪念章，纪念章上有的是一个头像，有的是两个头像。也有人带着手机，我看手机的牌子是他们自己的品牌，手机网络是埃及给他们提供的。比较令人震撼的是它的地铁，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铁。平壤周围有好多煤矿，空气比北京的空气好。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平壤的商业化程度很低。在国内，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都已经是极度的商业化，商店、餐馆、酒店、商场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捷。可是在朝鲜基本上没有商店，餐馆也很少。飞机场没有餐馆，全国只有一个咖啡厅、一个比萨店，所以要买东西、吃饭，或有其他消费需求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市场，就没有任何的广告，所以朝鲜路边都是干干净净的，不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路边充斥着大量的广告牌。人们没有炫耀和攀比心理，从内到外透露着一种质朴的美，跟三四十年前中国人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美相似，让我感觉仿佛穿越到三十年前的中国。坦白地说，这样很质朴的美很能打动我的心。朝鲜的夜景特别黑，除了两个广场亮一点以外，其他地方都很暗。电力供应明显不足。食品供应上，导游说我们游客吃的饭是以前他们国王吃的饭。打开一看，一碗豆芽菜，一碗豆腐，一碗朝鲜泡菜，还有绿颜色的菜，全是素的，油还是有一点，没有一丁点肉。小孩看到没有肉说什么也不吃。
从平壤到三八线的路上，我看到山坡上许多老人和小孩在挖野菜，这场景我太熟悉了，小时候这时正是闹春荒的季节，就是靠野菜充饥。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了UN送粮食的汽车。回到平壤，看到野餐的人们吃得非常好，她们都热情地给我敬酒，可惜我不能喝酒，又无法说，感觉自己非常不礼貌。这是我与普通朝鲜人接触最深入的一次。
几天的参观过程中，我们真正接触到的朝鲜普通老百姓很少。朝鲜政府对所有去朝鲜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管理得都很严格。我们都被带到一个叫羊角岛的小岛上住着，岛上有个饭店。出去旅行的路线都是他们指定的路线，跟朝鲜当地老百姓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只是在地铁里面、在马路上看到过，打过招呼，但语言不通，没有更深入的交流。但从他们的眼神来看，还是非常羡慕外面的世界。我们这个团里面共有17个人，有5个人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另外12个人都是欧美人。我们这一行人走在路上，很能吸引朝鲜人的注意。他们看西方人的眼神，让我想起来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眼神，充满了好奇。我们团有一个欧洲的小伙子，非常豪爽，他手上长着特别长的毛，漂亮的女导游看见了非常好奇，就摸了他一下，把这个小伙子高兴了四五天。不过也只能好奇，在朝鲜，满足人们对外界好奇心的渠道很少。所有人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看报纸，他们的电视没几个台，而且效果不好，都是雪花，电视节目大部分是唱红歌，歌的调子都比较高，跟我们“文革”期间唱的歌差不多。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我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求比对服装、对食物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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