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之书:从托勒密、爱因斯坦到多重宇宙-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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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作家）＇43＇
试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新鲜事的宇宙。一切都是赝品。没有一个想法是新的。不存在新鲜感，也不存在创新性。没有什么东西是第一次出现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后一次出现的。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副本，而且不是一个副本，是无穷无尽个副本。
如果宇宙的空间无限宽广且存在生命的概率大于零，那么这种奇闻异事就有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无限大与任何有限的大数目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而不论那个大数目有多大。＇44＇
在一个体积无穷大、物质无穷多的宇宙中，任何发生概率不为零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无穷多次。＇45＇这样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副本，他们完全模仿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个人也有另外一些一模一样的副本，他们在忙一些别的事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无数个副本在忙活任何我们此时可能忙活的事情，只要其概率不为零。这种惊人的事态被称为“副本悖论”（replication paradox），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在《快乐的知识》一书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人们发现了无限大的宇宙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尼采写道：
在这个巨大的几率（这是宇宙的存在基础）游戏中，宇宙会经历可计数的种种组合状态……如果宇宙无穷无尽，那么总有一个时刻，所有可能的组合都出现了，而且出现不止一次，而是无穷多次。＇46＇
这个副本悖论会带来种种古怪的推论。我们相信生命演化的概率大于零（因为我们存在），因此在一个无限大的宇宙中，必然存在无穷多个存活的文明。在这些文明之中，存在着我们不同年龄的副本。一处的我们死去了，还有别处的无数个我们的副本，他们都有跟我们相同的记忆、相同的经历，并且会继续活下去。这种传承会无限延续下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这个悖论情境中得到了“永生”。这进一步引发了另一个古怪的推论。如果考虑我所有可能的经历，其中的我都有相同的过去，未来的命运却充满各种可能，那么在下一瞬间，死去的我都会远远多过活着的我。于是，为什么我依然活着呢？
这个悖论也进入神学讨论，并引发了巨大争议。假设我们将同样的推理过程应用到“道成肉身”的问题中。在一个无限宽广的宇宙中，如果一件事的发生概率有限大，那么这件事必然已经在别的地方发生过无数次了。奥古斯丁（354～430）＇47＇在4世纪时就用这种逻辑声称，地球上的有感情的生命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否则耶稣殉难于十字架的事件就要在其他世界中发生无数次了。＇48＇而 18 世纪下半叶时，托马斯·潘恩（1737～1809）则主张，其他地方也存在生命的说法明显是对的，因此，十字架殉难事件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没有它所声称的影响），因为让它发生无数次实在太荒谬了。
我们可以问，如果我们见到了自己的一个副本，会有什么后果呢？你也许会想，这就像对着镜子进行空拳练习一样，但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你的任何一个副本都会复制你的全部行为。在相遇之前，你们可能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当你们面对这个新的处境时，你们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就像两个双胞胎那样。这是你们第一次分道扬镳，而在未来，你们的经历和选择会越来越不同。然而在无限宇宙的其他地方，存在着我们的无穷多个副本，他们与我们一模一样，也要面对同样的决策问题。这就好像我们在每一时刻所有可能作出的选择都被实现了。总有一个地方存在这样一个人，他的过去经历和我完全相同，并会不断从我可能作出的选择中选出一个，进行下一步行动。作出了跟我不一样选择的人总是比跟我作出相同选择的人多得多。
这种“理论”的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如果它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不可能是原创的。从前，它已经被提出无数多次了。事实上，如果一个无限的宇宙尝试了所有的可能性，那么没有一样东西会是新鲜的。
一些宇宙学家认为这样的景象太过骇人，因而把这作为有限宇宙的有力论据。＇49＇还有一些宇宙学家认为，如果一个宇宙允许所有可能的事件发生而不计较其后果，那么由此得出的道德意涵令人堪忧。一切可能的或然历史都变成了现实。在这些历史之中，有时候邪恶总是能够战胜正义，而有时候邪恶甚至被当成了正义。
在现实中，物理定律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保护，使我们免遭其中一些恼人的后果。即使宇宙总体上是无限的，我们也只能与其中有限的部分发生联系，因为光速是有限的。今天，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远距离大约是 1027米。相比之下，地球的大小是1。3×107米，到最近的恒星的距离约为6×1016米。它们都非常遥远，但比起见到自己的副本所需航行的距离，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为了有机会见上自己的副本一面，你需要走上 102810 米；而为了见到地球和其中一切事物的副本，你需要走上 103010 米。如果走上 1012010 米远，你就有50％的几率见到可见宇宙的所有副本当中离我们最近的那一个。光速的有限性使得我们无法在无限宇宙中见到自己的副本。但即使我们和副本之间相距甚远，仍然会有一些关于副本的问题令人深感不安。
如果无限的宇宙总是大致处于相似的状态，就像旧的稳态宇宙模型一样，那么就会出现有关时间的悖论。任何事情，如果发生的概率是一个有限的值，就会在过去的历史中发生无穷多次。这个宇宙之中不存在任何新鲜感。此外，因为演化出智慧生物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这样的生物必然是无限普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物会在宇宙中大量繁殖。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生物司空见惯了才对。这个结论如此古怪，再加上缺乏地外文明存在的证据，于是保罗·戴维斯＇50＇、弗兰克·梯普勒和我＇51＇以此作为反对稳态宇宙和静态宇宙支持者的观测证据。当然，所有关于无限宇宙的结论，如果正确的话，都不可能是原创的。
最后我还想提及一个严肃而发人深省的想法。我们对无限复制的想法心存疑虑，因为它看起来既奇妙，又荒谬，而且似乎不可能出现。但其实我们的周围就存在着这样一类完全相同的复制品，世界就是由它们组成的。质子、电子、夸克，所有这些自然界的基本粒子被称为全同粒子。一旦你看到一个电子，就已经看到了所有的电子。＇52＇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宇宙建立在复制的基础上，我们怀疑这种复制品的数量是无限的，就像膨胀的宇宙看起来是无限的一样。这是所有微调过程中最美妙的一个。可惜大多数物理学家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对此留下什么评论。但这意味着，复制是构成现实的深层结构的核心。
玻尔兹曼的宇宙
我相信，我们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奔向自由和民主——但情况也可能变化。
——丹·奎尔（Dan Quayle，老布什任期的美国副总统）
无限宇宙种种令人不安的意涵，在极端条件下考验着我们的科学方法以及我们对其的信心。另一个计算多重宇宙中存在观测者的可能性的方法是，计算某个观测者在宇宙中观测到某些结果的概率。可惜，仅仅这样还不够。如果无限宇宙中产生观测者的概率是有限的，那么他们生活的地方会有无穷多个，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看到的东西会以不同的概率出现。由于存在无穷多个观测者的副本，我们就无法准确地预测出，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哪些观测结果。
说到“观测者”，通常会有一种批评说，我们局限于用一种太过沙文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定义生命。我们只能把地外生命想象成有点儿类似我们的样子，由原子组成，有大脑，有肉体；他们也许像计算机，但这仍然是地球上的信息处理装置的一种外推。这种定义生命的考量与 SETI （地外文明搜索计划）＇53＇的搜索策略紧密相关。
从前，人们往往通过探测无线电信号来搜索地外文明的活动，或者高科技活动的迹象。所谓高科技活动的迹象，意味着高耗能、高混乱度、改变行星的轨道或者影响恒星的演化，所以可能被我们看到。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达谢夫（Nikolai Kardashev）甚至用文明所利用的能量形式来划分文明的等级，如是否能操纵行星、恒星以致整个恒星系。＇54＇我增加了Ⅳ型文明，也就是能够操纵整个宇宙，就像我们在本章前面看到的那样。＇55＇然而，高级文明更可能的是已经将它们的技术微型化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就是在稳步地向微型化迈进。量子技术的研究使我们得以操纵单个原子，并用少量的原子和分子制造机器。纳米技术和量子计算机技术激动人心的发展使得在微小的空间内存储和运行海量信息成为可能。考虑到高科技生物会面临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的问题，我们可以猜测这样的高级文明会不断推动技术的升级换代，进一步微型化。文明的等级水平或许更应该由操纵微小尺度的能力来衡量，而不是操纵巨大尺度的能力。＇56＇这意味着文明越高级，他们的技术活动就越难以察觉，因为他们的能耗更低，产生的废热更少。他们的空间探测器甚至会比一团原子或一团分子还要小。我们根本无法注意到这些探测器的存在。
宇宙学家已经考虑到了更加离奇的“文明”形式。正如我们在第 2章提到过的，1895年，早在膨胀宇宙的理论远未提出之前，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就已经开始冥思苦想，为什么我们发现无序度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我们称之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时间之箭”），而牛顿的运动定律却总是允许观测到的事件以相反的顺序逆着时间线发生。＇57＇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物理学定律既允许酒杯从桌子上跌落，碎了一地的解，也允许这个解的时间反演，也就是一地碎片自动组合成完整的酒杯。但后一种解所需的初始条件极难满足，所以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无序转化为有序是一种时间反演的过程，要求必须满足极为苛刻的初始条件，这样所有的碎片都大小适当，运动方式也恰到好处，恰好同时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杯子。这就像是把一万块拼图板扔出去，发现它们落地时刚好组合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案一样。
玻尔兹曼想知道，宇宙的不同部分是否出现或演化出了热力学中不同程度的不可能的状态。温度处处相等的状态是最可能的，而任何自发地偏离这种均匀性的状态就不那么可能出现了。他设想，宇宙大体上平均而言处于热平衡状态。但为了使生命能够出现，宇宙的不同时期必然存在一些偏离了平衡状态的涨落。在其中一些涨落之中，有序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而在另一些涨落中有序度则会减少，两种涨落的多寡体现出两种初始状态所对应的不可能程度。玻尔兹曼和他的学生恩斯特·策梅洛（后来成为著名的理论数学家）认为，我们必然生活在其中一个寿命相当长的涨落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有序度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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