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循环经济立法研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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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
在历史上，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与自然处于客观上比较“和谐”的状态。虽然那时可能也会出现“环境问题”，但那些问题是局部的、轻微的，属于环境自身可承载能力的范围。到了工业社会，经济社会以历史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出现紧张甚至“对峙”，由此产生近现代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
18世纪60年代，纺纱机和蒸汽机在英国的发明与运用，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工业文明社会。在工业文明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正如联合国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所指出的：“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中，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加快，人类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空前的规模上改造环境的能力。”（6）人类能力的提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在运用科学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大气污染引发酸雨侵蚀、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水污染和水资源浪费带来水资源紧缺和土壤盐碱化等环境问题；森林过度砍伐造成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固体废物和有毒化学品的处置不当造成大气、土壤和水体的严重污染。在工业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期间，环境问题基本上还属于区域性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逐渐演变为全球性问题。由此可见，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越来越严重。各类环境问题同时或交替地长期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使其天然循环过程遭到破坏，不少地域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几乎丧失，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自我平衡能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使人类发展及其生存环境陷入困境。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成为生态文明兴起的现实基础，也成为促使人类反思工业文明模式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良好契机。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与变革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类自发或自觉面对的问题，人类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既影响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又受人类对自然实践活动能力的影响。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对自然的畏惧和服从的人与神关系、到对自然的占有和处置的利用关系、再到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的剥削关系三个阶段。（7）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中，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及其实践活动基本没有对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造成破坏，而工业文明中人类把自然当作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以及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给自然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源于人们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作为征服和统治对象的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污染和破坏。从反思中，人类逐渐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的危机，而不光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不能只从经济利用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认识到自然的非经济价值，特别是它的精神价值，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8）把自然当作人类的伙伴，而不是征服和掠夺的对象，是生态文明区别于工业文明的基本标志，是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人与自然伙伴关系观念指导下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克服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正如德国哲学家汉斯·萨克赛所说：“自然的概念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其意义也是变化的，这个变化的历程是：从敌人到榜样，从榜样到对象，从对象到伙伴，这就是答案。”（9）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伙伴关系是生态文明的基本思想。
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人类社会的一种外在关系，而是一种内在关系，它把自然、社会与人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要求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和谐。而实现这种生态和谐关系的实践基础就是形成一种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超出自然界的供给能力和承载能力。这就需要对工业化的生产进行“生态化”的改造，从影响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力量——物质变换方式上，去克服工业化生产的生态破坏性。（10）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与重新定位是产生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
（三）生态保护运动的发展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观念的反省与变革有力地推动着生态保护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前，虽然有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11）、约翰·缪尔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12）等对生态保护的关注，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生态保护运动产生影响。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雷彻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通过对合成杀虫剂，特别是DDT滥用的生态学调查和研究，揭示了有毒物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的深远危害。“《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它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13）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生态保护运动逐渐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1970年4月22日，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美国公众自发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在这一天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人们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画、图表，高喊着保护环境的口号，举行游行、集会和演讲，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这次规模盛大的活动，震撼朝野，促使美国政府于70年代初通过了水污染控制法和清洁空气法的修正案，并成立了美国环保局。该次运动还直接催生了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从此，美国民间组织提议把4月22日定为“地球日”，它的影响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而日趋扩大并超过了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1971年9月15日，工程师戴维·麦格塔格在加拿大发起成立绿色和平组织，它以“保护地球、环境及其各种生物的安全及持续性发展，并以行动作出积极的改变”为使命。目前，绿色和平组织已在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是很多国际组织的成员或积极参与者，为实现“一个更为绿色、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生态保护运动逐渐扩大到政治领域。绿党的成立和发展，绿色政治家担任政府重要的领导职务，成为生态保护运动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1972年第一个绿党诞生于英国，1979年一名绿党成员当选为瑞士议员，1983年联邦德国绿党进入议会，1990年立陶宛绿党参加政府，芬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绿党人物担任环境保护方面的部长都是生态保护运动的重要成就。（14）“绿色人物”在各国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力地推动了政治生活的生态化和政府公共决策的生态化。
生态环境思想还随着生态保护运动广泛地渗透到经济和文化领域。在经济领域，人们通过对传统工业文明经济发展模式的批判，提出了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方式和物质能源流动基本规律的循环经济理论，以期消除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的掠夺和破坏；通过控制人口和提倡适度消费，以改变现在的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模式。在文化领域，除了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以及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之外，还出现了像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等与生态环境的思想和方法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15）
总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促使人类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革传统的生态环境观；在新的生态环境观指引下的生态保护运动，影响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既是生态文明兴起的缘由，又是生态文明的具体内容，并为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反映了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标志和本质体现。
（一）不同学者的认识
关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把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起来，即建立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新文明”。（16）这种认识表明了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应该以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相统一，它强调资源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这种认识是以人类为中心作为思维出发点，把生态系统某些要素当作对人有用的“资源”或者人类之外的“环境”，表明了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下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相协调状况的“拨正”。
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17）。这种认识表明了生态文明是融合了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于一体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类改造生态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发展成果的总和。这种认识从人类社会的立场出发，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求人类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和保护自然。可见，这种认识仍然是以人类社会发展为视角，以人类理性为中心，强调文明的主体是人类，文明的内容是人类自身物质、精神、政治和生态的文明。
还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生态系统（依生态主体或社会实践主体的位置而呈现相应的层次性）的良性循环，既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相济（含整体的和系统分层的以至世代相继的和谐关系），又包容处在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成果”（18）。这种认识站在人与自然平等的立场，强调社会各种关系的相互和谐，社会生态系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