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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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尔在《法西斯主义》一书中，比较德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境遇，很有一点意思。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那些已知对这个政权有保留意见的知识分子更宽容一些。像教育部长朱塞普·博塔，偶尔还包括墨索里尼本人，都曾保护他们免受更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当1938年通过种族法时，犹太学者被迫离开意大利，尽管如此，却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移民。像克罗齐这样的哲学家，德·桑克蒂斯和萨拉瓦托莱利这样的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在声称谈哲学、古希腊社会或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仍然可以批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一份首要的哲学杂志是由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主编的，而这位教授在1931年拒绝宣誓效忠墨索里尼。每一个人，甚至检察官都知道这些批评家在做什么，但作为权力机构并没有太严厉地对待他们。
意大利知识分子的这种幸运，应当认为，主要地与始于中世纪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关。政治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文化素质，对于造就某种时局当然不无关系，但是，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人道主义在与集权主义的较量中，显示了自身的力量。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即使有着大规模的迫害，知识界仍然回响着异议的声音，仍然出现彼此声援救助的身影，可见俄国知识分子从沙俄时代艰难积累起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阻碍罪恶行为的推进方面仍然起着作用。然而，人性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所以，在整个20世纪，黑夜的笼罩才会那么漫长。
在东方，人道主义只是迢遥的星光，闪烁的野火，是一种观念，一种知识，最多只是在个别的、偶然的、断片的人物或场景中有所显现，无法连接成巨大的思想文化景观。
连续性和整体性，都是对作为传统的一种描述。但是，东方缺乏的是人道主义传统。儒教的仁，是以君主和精英为本位的恩赐主义，本质上是奴隶主义，与建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西方人文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人道主义的建立，有一个理性训练的过程。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给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是直接的、持续的、彻底的，不仅仅限于知识界。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人道主义的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俄国知识分子以及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致力于“西方化”、“欧化”，其实都在着眼于横向的移植，而不是自身传统的“转化”。所谓“转化”，源自一种自大然而卑怯的文化心理，旨在拒绝人类最优秀的精神遗产，逃避必要的内在革命，是十足的僵尸主义。
错位
二战过后，在纳粹时代红极一时的两位人物，首席法官施米特和大学者海德格尔在英美和法国备受欢迎，而且在以英语和法语所作的阐释中，大多带有令人惊诧的辩解色彩。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指出，这是一种全盘非历史化的接受。他分析说，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处在这样一个错觉之下，即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永恒价值同世界历史的某些卑鄙行径毫无瓜葛；相似的情况是，施米特的理论立场，也可以清清白白地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也是虚伪的，而这种接受的结果则是危险的。对此，他强调指出，公正地看待他们留下来的这份有争议的思想遗产的所有未来的尝试，都必须自觉地把相关的事实结合到其分析的观点中去。
事实是不容忽略的。
海德格尔是一道难题。
所以说是难题，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可以作为知识论看待，也可以作为人生论看待。倘是前者，那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在逻辑的演绎中包含学术的创见，因此应当肯定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倘是后者，那是活着的存在，绕不过去的是如苏格拉底说的“正义地生活”的问题，这样，只好否定海德格尔，因为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徒。
关于历史人物的完整的评价，应当把学术置于人生的观照之下，而不是相反。然而，学者大抵是主张超道德的，所以不会放弃知识论。在类似二战一样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海德格尔在中国如同在法国一样，随即成为“时髦的哲学家”，由此很可以窥见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
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兴起，知识左派的势力在反文化运动中迅速扩大。及至70年代中期以至80年代以后，右翼占据权力的中心位置。从此以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对萨特和阿隆等的态度产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与不同的政治气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政治派别的地位有关的。
在中国，对五四，对革命与改良，对孙中山与康有为或鲁迅与胡适的评价，同西方相比，似乎隐含着某种对应性。但是，无论前后变化如何，却都一样离不开各自固有的立场。
科塞认为，法国大革命前后崛起的“思想家”在拿破仑时代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专制政体的强化，而是与新世纪开始之后的“观念气氛”有关。也就是说，这种气氛对于“思想家”是不利的。
他这样描述说：“启蒙的意识形态不仅面对掌权者的警察手段，还面对社会的冷淡，这个社会的臣民在追求私利，谋求职业。年轻一代追求实际训练而不是一般修养，追求现行社会下安全妥当的职业而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由于读者慢慢消失，‘思想家’不再能抵抗当权者的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要么从公众舞台上消失。思想家的时代结束了。”
失败：一种宿命
由于知识分子坚持其个人的独立立场，因此将永远作为“原子”而存在；即使因某种联合的需要构成为集体，也是耦合集团，无从改变其在知识界中的少数地位。
知识分子命定是弱势者。
关于统治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权力社会中，都必然有着知识界的参与，即与政治集团共同建立并维持“统治话语”。但是，即使现今的社会条件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知识阶级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它作为知识生产者是独立的，而作为政治参与者则是依附的。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和许多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幻想相反，权力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
所谓“新阶级”仍然是旧阶级。
被称作“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为苏联的民主化奋斗终生，为此，他被权势者看作害群之马，在他的同行中间也处于孤立的地位。作为知识分子，他不但言议，而且实行。但是，当他进行所有一切的时候，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曾任列宁格勒市市长、学者阿·西·索布恰克在一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萨哈罗夫，其中写道：“萨哈罗夫不是一位政治家，也许，正是政治要了他的命。”又说：“萨哈罗夫死后，人们才接受了他的主张。这不是政治领袖，而是一位预言家。这位预言家不是靠自己的斗争，而是以自己的死取得了胜利。俄罗斯是跟在俄罗斯预言家的棺椁后前进的，整个国家也是这样前进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先知而已，而且，只能是悲惨的先知。
法国总统密特朗与美籍犹太裔作家威塞尔对话时承认：“在任何时候，参与时事的作家大都因此而受到惩罚：1945年，被枪杀的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参与构筑大西洋屏障的人。知识分子的责任确实比那些金融家和企业家更加重大。”
他们在共同说到知识分子由于履行过于重大的责任而受到惩罚时，分别举了一些例子，说知识分子在苏联，1936年或1952年都有一批人遭到处决；还说到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内加都是被迫自杀的。对此，密特朗总结道：这都因为表达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而造成的。他说：“作家只要写作，就必然会有危险。”
毕竟是西方政治家。
鲁迅在一次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中，把知识阶级分为真假两种，说是“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所谓“真的知识阶级”，实际上就是我们惯称的知识分子。他指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一方面离不开现实社会，一方面又与社会相乖违，这才叫知识分子。
科塞说：“力求实现革命知识分子乌托邦的最新和最宏大的努力，注定了几乎要从观念地图上抹掉乌托邦。”
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个人空间的扩大，“占有的个人主义”将代替集体主义而成为社会的主宰。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公共性问题那里移开，而专注于私有范围，以对物质和服务的消费为满足。这种“个人自治”的状况，即放弃公共参与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无疑地可以降低对国家统治制度的潜在威胁；然而，听任其发展，又将导致对权力的漠视，这对国家战略发展将构成另一种危险。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控制的政府来说，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国家将会通过调节，把这种个人化趋势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左右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永无餍足的追逐必然导致启蒙意义的消解。启蒙思想家意欲亲近的是庸众，而受到最强大最持久的排拒者也是庸众；庸众是他们的工作对象，而庸众也正是他们的掘墓人。
大多数对极少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二〇〇四
完成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计3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重写文学史”口号早经提出，迟迟未见实行。尤其是当代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难于描述，个人结论难免与正统意识形态相抵牾；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因距离太近，易于触犯个人或小圈子利益。有感于诗歌史评价的混乱，遂决心作此尝试。
完成《鲁迅选集》（五卷本）评注本，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陈璧生先生合编年度人文思想读本《人文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诗五十年》导论
诗是最古老的文学，也是最年轻的文学。
诗与生命同在。它的产生，使人想起春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