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滞揪都跎偈徒冢拦萌匀换岫允图鄹穹浅Ｃ舾小�
美国需要进口石油和其他许多产品，任何关闭港口的行为或任何港口遭到袭击都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自身利益。进入美国港口的外国船只是否会携带危险武器呢？是否会袭击美国的港口呢？这些都是问题。
21世纪的另一个棘手难题就是网络恐怖主义。这其中需要高科技知识和技能，而美国对这方面的挑战理解得最少，最没有把握。对供电系统、交通系统、城市排泄系统和其他工业和军事系统的任何袭击和间谍活动，都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本土几十年以来都没有任何战争，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永远安全。
经济学的贡献
对这些潜在的威胁，经济学可以有哪些贡献呢？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把博弈论（Game Theory）运用到国际安全领域，发现开诚布公的交流和沟通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核战争的可能性。俄罗斯有核武器，美国有核武器，如何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呢？
谢林说，美国应该向俄国人展示，美国有还击核袭击的能力（secondstrike capability）。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不是向敌人泄漏国家机密吗？其实不然，让敌人确切地知道我们的实力会阻止敌人冒昧地首先使用核武器，会让他们三思而后行。所以转变不稳定局势的“技巧”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
经济学家还可以帮助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发表论文，说明贫穷不是造成自杀式炸弹（suicide bomber）的主要原因。这些人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以我们不用把扶贫政策与反恐政策联系起来。当然他的文章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会从事恐怖活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和理解。
从事恐怖主义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石油价格高涨会给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美国认为，如果石油价格是50美元一桶，伊朗就很难有富余的钱支持恐怖主义，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伊朗和朝鲜采取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是对付恐怖主义的另一个办法。费尔德斯坦说，尽管朝鲜的民众非常贫穷，没有能力消费，朝鲜的高级官员是离不开享受高级奢侈品的。
最后，费尔德斯坦提出增长并优化（optimizing）国防花销的政见。美国国防部的花销与其他国家相比遥遥领先，大得惊人；所以美国左派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只要美国五角大楼的花销减少一半，联邦政府的许多令人头痛的国内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质量、公共设施等都会减轻很多。
费尔德斯坦代表反对派的观点。他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之前，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当时GDP的9％；里根政府在冷战期间的国防预算是GDP的6％；现在美国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还面临以上描述的各种威胁，而美国的国防预算仅仅是GDP的4％，比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还小。
现在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你会问，“要增加国防预算，钱从哪儿来？”费尔德斯坦的答案是减少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2008年12月24日他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增加国防花销会是极好的经济刺激”（Defense Spending Would Be Great Stimulus）的评论文章。当时奥巴马政府即将上台，他的智囊们正在酝酿财政刺激计划。
费尔德斯坦建议，政府至少应该把财政刺激计划的10％花在增加军需储备――尤其是那些军民两用的设备，培养军事人才（包括翻译，语言人才），扩招军人等方面。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已经用掉了很多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储备，在费尔德斯坦看来，现在是弥补这些军需空缺的最好时机，因为总体经济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正好利用一下这些产能，创造就业。
政府主导花钱的一个问题就是浪费，因为把钱花在哪里是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决定的，与资本主义主张的“草根经济”相反。费尔德斯坦说，把钱花在军事方面，可以肯定不会浪费――既刺激经济又巩固国防。
在开放经济环境里，政府主导花钱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纳税人的钱通过进口（美国买外国的产品）和开放的资本市场（美国人在外国投资）流入外国，刺激外国的经济。费尔德斯坦在文章中特地加了一句，“把钱花在生产军需设备上还有一个好处：这些厂家都是美国公司，雇佣美国员工。”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财政刺激的钱不会外流。
六十三 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上）
商品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负责的“公共财政”课程的最后四堂课，由这一领域的新秀哈吉？柴提（Raj Chetty）主讲。
柴提于2003年从哈佛获经济学博士，然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任教。由于他在公共财政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今年春天其被哈佛大学经济系晋升终身教授，年仅29岁。
他的年龄和资历意味着，他对公共财政领域里的前沿性研究成果和文献了如指掌。他自己就是开拓知识前沿（knowledge frontier）的领军人之一。他对美国主要经济学期刊里的论文如数家珍，对其论点、论据、理论框架和政策含义，分析得简捷清晰，让学生大开眼界。
费尔德斯坦曾经在一堂课中顺口提到，一个好的论文不是从熟悉一大堆文献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好的题目开始的。如何才能选择一个好题目呢？他没有回答，但可以想象，只有多读、多看、多想、多实践，才能打开视野和心胸，才能找到又有意思、又有意义的题目。
柴提的任务是让大学本科主修经济的学生，在不深入了解数据和计算方法的情况下，领略公共财政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和对制定重要财政政策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些“蜻蜓点水”，但他在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向学生展示了什么样的研究是新的，什么样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他还说，发表在顶级刊物的学术论文不是堆砌数据、故弄玄虚的“空中楼阁”，而是有迫切的现实背景和实际意义的。一个具体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
柴提的第一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清晰程度和税收的关系（salience and taxation）；第二堂课是关于谁在真正承担税收（tax incidence）；最后两堂课是关于税收政策的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 of tax policies）。谁承担税收是一个分配方面的问题（distributional issue）；而税收的效率是关于“饼的大小”的问题（size of the pie）。
税收与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和理解力（salience and taxation）
在公共经济学中，所有的理论都假设，人们对自己付的税率和总赋税非常了解，并根据所有的完全的信息决定最佳行为（perfect knowledge and optimization）。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很多人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边际税率；即使知道，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也不考虑这份工作意味着要付多少税。
经济学家于是研究消费者不注意消费税（sales tax）对消费和税收的影响，并拓宽了已有的理论模型。他们到卖日用品的商店里实地测试商品价格牌子是否把消费税清晰地单列出来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消费者来说，价格的变化和税率的变化是一样的：无论是价格提高5％还是税率提高5％，他只关心最终总的价格。但研究表明，价格牌子上标的仅仅是本身价格（5％的消费税在交钱的时候加上去），还是本身价格和单列出来的消费税，对这个产品的销售量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后者使消费者在选择是否把这个日用品放在篮子里时，更加清晰地意识到5％的消费税，从而减少了这个东西的销量。研究者在试验中选择各种梳头发的梳子和类似的日常生活用品，因为他们属于非必需品，价格弹性大。试验证明，如果消费税不清晰地向消费者展示出来，消费者对价格的弹性系数（elasticity）和对消费税的弹性系数是不同的，消费者对税不敏感。这意味着，消费者会承担这个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而生产者几乎不受影响；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把这个税转嫁给了消费者（plete pass through）。
柴提在论文里引入了一个新的系数——需求的税弹性与需求的价格弹性之比，从而修改了计算价格变化和税变化的关系公式，丰富了传统的税收理论，使其变成他的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他的发现说出来以后，似乎显而易见，人之常情，但许多发现——包括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的发现，都是这样的：大量数据、复杂模型推导的背后，是非常简单直白的实质。优秀的文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言人所不能言——把人人都感觉得到，却不注意或注意了但说不出来的东西说出来了。
柴提的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如果政府想对电话公司巨头AT&T征税，但不希望AT&T把这个税完全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根据柴提的理论，政府应该要求AT&T把这个税放在账单的显著位置，确保消费者心知肚明。这样AT&T不可能在不影响自己销售量的情况下完全把税转移给消费者。再比如，美国对烟酒征收的特殊税（exercise tax）更直截了当，干脆把这个税含在价格之中了，所以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不可能忽略这个税，所以这个税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承担，生产者不可能把这个税完全转移给消费者。
柴提的发现还可以运用到更重要的税收政策中。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与目标人群是否非常清楚地知道和理解这些政策有直接关系。美国鼓励低收入人群工作的税收政策（Earned Ine Tax Credit，EITC）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不喜欢低收入人群不工作，依赖社会保障制度过活，于是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激励机制（EITC），鼓励他们工作。这套机制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已婚或未婚，是否有孩子，有几个孩子等等）和工作收入的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补贴。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扩展了EITC的广度和深度，覆盖了2000万家庭，低收入家庭年终以退税的形式最多收到5000美元/年补贴，每年消耗联邦政府财政500亿美元。已有文献表明，EITC对低收入人群是否参加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对工作多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调查显示，75％的低收入人群听说过EITC这个项目，他们知道工作越多，年终退税就会越多，但是小于5％的人知道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具体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开始，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上升，然后在一定区间内保持不变，最后在这个区间以外，退税随收入的升高而直线下降。上升，保持不变，和下降的区间，都随每个人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柴提于2009年写的文章显示，低收入人群对EITC中退税多少与收入的关系理解得越透彻，就越有可能鼓励他们工作的时间越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