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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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同上书，第348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了政治会议的记录。又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用了这种解释：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不过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① 唐将军6月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论坛》。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又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① 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② 汪在7月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月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月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① 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辏А⒐嗣镶拧⑺锟啤⑿烨退约骸Ｍ籼岬狡渌牖嵴呤俏浜杭诺挠谑鞯拢ㄎㄒ坏墓膊车吃保⑼醴ㄇ凇⒌搜荽锖吞粕且约胺胗裣椤⒙怪喻牒陀谟胰巍９竦车蛋腹荩�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②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②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日、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1—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①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②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③ 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①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③ 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会议的描述。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①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项决议。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月23日，转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俄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她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根据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第291—292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月11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者都引了会议记录。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著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月26日，经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