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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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之内以大唐都城长安为榜样来建设王建的都城成都，甚至城内的坊的名称也有许多是相同的。王建在四川的正统性政权成了艺术家和诗人的一个重要的避难场所，更不用说那些能够从北方的残酷战争中逃脱的唐朝官僚阶级成员了。他的政权是这些岁月中最稳定和最安宁的一个。
十国构成了我们描绘的唐末中国权力新结构的最后部分。尽管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机会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但它们全都在由宋朝完成的政治统一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885到907年之间，大约50个道的政权合并成了12个地区性国家。
但是，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的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都应追溯到十国统治者所实现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如果说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是和十国相联系的，那末它的另一些特征则是和中国北方的发展有关，对此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简单叙述。中国西北部丧失了它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唐朝统治最后数十年的实力消耗与无休止的矛盾冲突造成的，在宋朝统治下这种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宋帝国的力量在唐朝正式结束以前就已牢牢打下了政治和军事基础，这主要是由朱温及其继承者完成的。最后，使宋朝统治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和最后处于压倒优势的外来威胁，显然起源于唐代后期的军事上的虚弱，以致中国人在许多年中失去了对中国北部这一广大而且至关紧要的地区的有效控制。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0页；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第168页。
① 王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695—4699页；《新唐书》，卷187第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2页；《新唐书》，卷208第5437页。
② 《旧唐书》，卷182第4700页；《新唐书》，卷186第5419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26—832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0—8331页。
② 关中这条道路的详细情况，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第612—615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6第8231—8232页。
① 关于朱玫和他试图将一个僭越者安置在皇位上一事，见栗原益男：《朱玫之乱》，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373—382页：朱玫传记见旧唐书》，卷175第4548页；《新唐书》，卷224下第6404—640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4—833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6第8337—834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第836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7第8376页；杨复恭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② 《旧唐书》，卷174第4775页；《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中有藩镇蔑视朝廷叙述。
③ 《资治通鉴》，卷258第83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39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8第8404—8405页。关于吐谷浑和他们的首领赫连铎，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1—219页及有关各处。
① 《资治通鉴》，卷258第8409页；卷259第844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9第844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466—846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989—849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1第8497—849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2第8530页。关于唐末宦官和节度使们之间勾结的情况，见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62第8552页。关于大赦令的全文，见《唐大诏令集》，卷5第31—33页。关于甘露之变后王涯及其他大臣之死，见《资治通鉴》，卷245第791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6第8674页。
② 关于朱温生活的现有材料的讨论，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27页注。
① 《北梦琐言》，卷17第1页；《旧五代史》，卷1第2页。
② 关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牙军的重要研究有周藤吉之：《关于五代节度使的牙军的考察》、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2（1951年），第3—72页；堀敏一：《五代宋初禁军的发展》，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4（1953年），第83—151页；菊池英夫：《关于五代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之成立》，载《史渊》， 70（1956年），第51—57页。
③ 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的支配体制》，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1972年），第576页。
① 关于这个骑兵军团的研究，见堀敏一：《朱全忠的厅子都》，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819—83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55第8306页及以下各页。
① 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第56—57页；关于朱温政权结构的重要论述见堀敏一：《朱全忠政权之性质》，载《骏台史学》，11（1961年），第38—61页。
②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8—5399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64—6466页。
③ 《资治通鉴》，卷257第838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60第8489页。
②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21—858页。
① 关于唐代初期和中期沙陀活动的详尽记述，见章群：《唐代降胡安置考》，载《新亚学报》，1。1（1953年），第311—312页。
① 详细情况见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第196页注。
② 见《资治通鉴》，卷261第8505页。
③ 关于李克用与阿保机之间联盟的详细研究见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1（1936年），第79—88页。
① 见罗伯特·克龙帕特：《唐代的南方复兴：稳定江淮地区的计划、政策和外交》，加州大学（伯克利）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73年，第54页及有关各页。
② 见E。H。肖孚：《闽帝国》（拉特兰，弗蒙特，1954年）。
③ 关于南汉国，见肖孚：《南汉国史，根据欧阳修的〈五代史〉第六十五卷》，载《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京都，1954年），第339—369页。
④ 关于他的经历，有用英文写成的有用的概略，见冯汉镛：《永陵王建（847—918年）王陵的发现和发掘》，载《美国中国艺术学会档案》，2（1947年），第11—20页。
① 见江聪平：《韦端己诗校注》（台北，1969年），第2页。
后记
剑桥历史丛书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这套丛书之一的《剑桥中国史》已出各卷国外书评予以肯定。本书为第三卷，论述隋唐时期历史。
本书各章的译者分别为：杨品泉（第一至第二章、第六至第八章），张书生（第三章、第九章），索介然（第四章），胡志宏（第五章），陈高华（第十章）。全书由张书生、杨品泉总校。李斌城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前言，详细地论述了本书的特点和价值，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这对读者很有帮助。谢亮生同志对全书的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1章辽朝的历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6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9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来源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