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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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明显的僵局因此被认为为双方妥协，也为两党在其中能够相互监督的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这个目标，马歇尔将军在1946年感到无望时就已经放弃，而中国的那些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在其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种方式实现。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其最终的结果是，连它自己选区里的主要团体都拒绝支持它与中共的斗争。在没有使战争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况下，国民党领导人已经无法逆转公众的结论，即他们正在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以便他们自己继续掌权。即使如此，绝大多数始终不渝地大声疾呼赞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抛弃政府，直到其命运在战场上被决定时为止。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第544页。
② 《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1月13日。
① 乔治·H。克尔：《被出卖的台湾》，各处。
① 《中美日报》，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时事新报》，重庆，1945年9月 12日；《中央日报》，重庆， 1945年9月12日；《大公报》，重庆， 1945年9月 11日。
① 《密勒氏评论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页。
② 事例见刘长胜等：《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研究资料之 二》，各处。
① 《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1946年6月14日；《大公报》，1946年6月19日；《文汇报》，1946年7月9日。四报均在上海出版。
①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页。
① 《大公报》，上海；《中华时报》，上海，1948年11月2日。张嘉璈：《恶性通 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57—360；易劳逸：《失败的根 源》，第 172—202页。
② 《大公报》，上海；1946年8月30日；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第 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第244页。
① 国民党CC系头领陈立夫在同鲍大可谈话时发表了这种看法（鲍大可：《共产 党接管前夕之中国》，第50页）。
① 关于较场口事件由谁负责的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看法，见约翰F·梅尔比：《天 命》，第88—89页。关于国民党右派对较场口事件的说法，见中国劳工运动 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4卷，第1585—1587页。
① 钱端升：《军人跋扈的中国政府》，香港《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 2—3页。关于后来基于同样假设的学术论述，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 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 1937—1945年》。
② 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4页。
① 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 日，第5页。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第6页；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 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7页；周锺岐：《论革命》，《观察》 1947年1月25日，第10页；余才友：《论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页。
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城市中国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权因而意义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当地授予的，而是作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来的。无论如何，见多识广的城市公众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农村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经常被引用来作为中共在农村的力量的基础，它使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对于这种挑战完全束手无策。
但是，与共产党人自己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说法相反，他们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为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放弃了土地改革，明显地赞成更有节制的减租减息政策，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所有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直接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连减租都暂缓进行。但是在较为安全的地区，这一政策仍在进展，尽管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在1945年以前，它包括对一份长长的清单上的不平事项的抨击。这些不平事项包括恶霸、低工钱、贪污腐败、不缴纳税款、特务、土匪、盗贼甚至荡妇。党重新明确双减政策就是要消灭农村中“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剥削”，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1937年以后共产党扩展的主要地区华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那里的农民常常拥有他们耕种的土地，租佃并不总是一个关键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贯彻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争，或者说结清过去剥削帐的斗争，1943年以后成了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此，在农民要求的基础上，无论何种缘故的过去的剥削总数都按现金、谷物或其他财物确定、结算。从剥削者那里收缴收入，再以各种变得更为直接的和平均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这种做法不仅鼓励农民回忆过去所受的各种伤害，让他们从多种剥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还靠推动农民对村里有权势者公开地、直接地陈述他们赔偿损失的要求，把他们直接拉进这一斗争中去。这种对穷人的实际的经济吸引力，因而便带有与之互补的破坏性力量。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义。它不仅要摧毁主要“斗争对象”，即地主和富农在经济上所占的优势，而且要摧毁支持他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政权组织。这就使得共产党人有可能以一个忠实于他们并得到斗争中调动起来的农民强大势力支持的组织去取代以前的组织。
与这种斗争方法紧密相关，并就破坏性潜力和为今后树立先例来说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贯彻党的土地政策的群众运动方法。其指导原则，就是经常被引用的毛泽东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尤其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思想，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在1945年11月写道，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赐；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①的确，这种过火现象不仅无害，而且对于削弱“封建主义势力”有积极的意义。中共主持的山东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环境中，以“群众运动规律”的说法，完全肯定这一过火思想或左派观点。在运动的最初阶段，过火现象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群众还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去对付敌人。只有在组织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训，积极分子已被发现和农民受到鼓动之后，才能开始进入运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斗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左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干部应“帮助群众斗争地主，砸烂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建立群众的优势力量”。必须反复地击退地主的反攻，直到他们明白除了顺从外别无选择。这导致第三阶段，此时团结就成为指导原则。黎玉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既不在于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判断一个阶段已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①党不仅已经发现了唤醒农民的问题，而且也发现了如何利用农民自发暴力的破坏力问题，这种暴力的强弱是当地苦难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当某些军事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地区落实之后，土地政策以及它所导致的阶级冲突，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村庄的“一切工作之本”。对日战争期间所认定的成功地贯彻减租政策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有能力对付军事和政治的敌人，保护这一政策。抗日战争动员了人力，而当1943年日本的力量开始削弱时，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提供了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必不可少的领导。这种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和军事保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40年代以前从未取得过的条件，它是直接由共产党人开创抗日运动的成功努力形成的。
1945年以后，党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够成为中共与华北“基本群众”的关系的关键，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穷人和无地者心愿的基础之上。除了通过分配“斗争果实”而提供的物质刺激外，共产党人还能就所有农民显然理解为他们最直接的苦难的问题——专断地利用政治权力和在村社的社会地位——提出解决办法。中共在利用这些问题——连同所有其他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无酬劳动、负债等相关的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方案，可以利用它把发动来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