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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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赵刚时，白采区主任刘存正闹着向他要书记。刘走后我对赵书记说：“赵书记，你知道在这次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我是提着脑袋干的，不但是孤军奋战，简直是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现在虽然暂时取得胜利，可我不能在这儿继续干下去了，再不走迟早要吃大亏。你就批准我离开铝矾土矿吧！”赵书记表示很同情。不久人事科通知我去，在科长方相的办公桌上放着党委批准的准调名单，我是其中之一。
文**革期间铝矿实行的计件工资制也被“打倒”，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一套“物质刺激”，与毛的“政治挂帅”格格不入。“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铝矿也试行定额超产奖励办法。我的工资除四级工的工资五十五元六角（其中六元附加），加上超产奖有时能开一百多元。这时我已调离郝泉班，转到王胜班，王是转业军人，参加工作时间短，对我过去的经历不十分了解，他并不欺负我，给我评的工分也不低。我工作起来从未有过的轻松愉快，竭尽全力拚命干活。
这年冬天艳香带着三个孩子来矿住了几个月，过了春节才回去。
一九七九年三月底，我收到化工厂的平反改正书，现照录如下：中8**8共国营晋东化工厂委员会文件
厂党字（79）第34号
关于对田生玉同志遗留问题的
改正意见
田生玉，男，家庭出生地主（作者注：仍旧是“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政治面貌群众。
该同志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本厂当工人时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开除厂籍、劳动教养处分。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按着上级指示，由厂甄别办公室复审，经阳泉市公安局批复，对原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给予开除厂籍、劳动教养的处份予以撤销。根据中8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央五七年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和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指示，决定：本人档案中有关右派和反社会主义的材料和结论一律销毁。
中国8党国营晋东化工厂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七日，我离开深受苦难的阳泉，离开不堪回首的铝矾土矿，调回家乡当了一名教师。这次调动连档案都没调审，办得意想不到的顺利，从此我彻底摆脱了那份档案的羁绊。接着党中央宣布取消土改时的阶级划分，农村已不存在阶级差别，一律是农民阶级，统称村民。从此不论上学参军还是找工作，履历表中再见不到“家庭成分”一栏，不只是我，我的三个孩子也不再为“成分”所累，一个个得以考入大学。
调回家乡那年我正四十岁，假如阎王爷多给我点阳寿，比如说八十岁，那么过去的恶梦只是我前半生的经历，后半生还可以是个有用的人，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真的，我好像又回到了青春年代，焕发出无穷的活力；我考入电视大学，中破重重阻力，实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梦；我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在屡次调资和职称改革不得上的羞辱下，仍积极工作，一心扑在教学上，直到退休。将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虽谈不到“桃李满天下，我也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一生总算没有虚度，我知足了。
拨开乌云见青天，经历二十一年磨难，走过一段人间罕有的崎岖弯路，大难不死，我终于第二次获得解放。我们全家，妻子儿女，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感谢党中央，感谢邓小平，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忘邓小平的恩情！
正是：拼死抗争不认命，柳暗花明又一村；
劫后余生春尚在；不惑之年报党恩。
36。第三十六章 劫后余生 （一）
一重鼓斗志
我调回家乡那年整四十岁，如果阎王爷发慈悲多给我点阳寿，比如说八十岁，那过去的恶梦只能说是我前半生的经历，后半生还可以是个有用的人，能对社会做点贡献。想不到虽然甩掉了政治包袱，沉重的经济包袱会接踵而至，同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加之我命犯小人，今后还会有小人与我作对，人生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还得在波澜和风浪中曲折行进。
那年我的大儿子海龙九岁，女儿海凤七岁，小儿子海飞不满两岁。离开铝矿时我曾对工友、舍友王计生说：“我要回去培养章敏。”意即培养大学生，因为我看到像章敏那样的大学生如今在社会上确实活得风光。
我的愿望能否兑现呢？
回到教育局，局长张忠叫我暂留在局里帮助招生，待秋季开学再下学校。我提出为了照顾家中妻小，想留在城里离家近点，他爽快答应。暑假期间我参加了教师培训，学的是初中物理，开学后分到县城第二中学，校长孙山让我担任高中化学教师。我着实有点头炸，我原来虽学的是化学，但已和它“断缘”二十多年，教师培训时满心想学化学，却把我分到物理班，现在一下子让我教高中化学唯恐不能胜任。孙校长说：“这几年学校步步升级，教师紧缺，咱们缺人哪，你就凑付干吧；学中教，教中学，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教学相长嘛。相信你一定能行。”
政治上获得解放，工作称心如意，夫妻团圆、合家欢聚，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全身心愉悦，满是皱纹的双颊常常绽放出舒心的笑容。可是我能不能很好完成孙校长交给的任务呢？我已二十多年没摸过化学书了，只知道为了吃饭而干活，干那些力不从心、大老粗都能干的活。二十多年后学过的那些知识还能否在我的大脑皮层再现？现在一下子要讲高中化学，不是初中，而是高中！我能应付得了吗？真令人发愁，假如在课堂上讲卡了壳，令学生哄堂大笑，岂不丢人现眼。
当我打开教材备课时，意想不到的奇迹使我无比兴奋：过去学的知识竟没有被永久遗忘，很快在脑海中再现；即使现代科学发展迅猛，有的新词汇、新概念没有学过，我也能很快理解、消化。我的记忆力、思维力仍然很强，也就是说，二十多年群魔对我肉体的折磨并没有损及大脑，谢天谢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自学，边教边学，我已能自如地驾驭高中化学全部教学活动。第二学年我本该跟班上教高二年级，但教务处对我的能力尚有怀疑；因原高二老师调走，又从别的学校调来个数学老师教高二化学，仍让我教高一，我认为他们小看我。不久那个数学老师教不了化学要求调整课程，教务处又要我代高二，我发了几句牢骚惹得他们不榆快，为后来调出二中伏下危机。
十年浩劫中师道尊严被“四人帮”践踏殆尽，张铁生式的“白卷英雄”的流毒仍未肃清。学生不遵守课堂纪律，迟到早退现象十分严重，课堂上哄吵哄闹无法讲课，我把喉咙都喊哑了。有的学生视老师为奴才，视课堂为商场，来去自由。调到青峪七年制学校后，教学秩序非常混乱，打了上课铃我进教室有个学生迎头往出走，招呼都不打，待我开始讲课他又回来了；有的学生竟扬言要打老师，我根本不敢管。一次一个教师的儿子拿我耍笑，他明明从来不交作业，硬跟我要作业本，我说：“你不要这样，你爹也是教师，我还跟他挺熟的。”他竟骂道：“你倒不是俺爹的毬！”我忍气吞声无言以对，任他们由行自便，再不敢严格管理。
在二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中午我睡过了点，上课铃响过五六分钟才走到教室；课代表去班主任那儿找，班主任在门口等住我，当着全班学生脸色阴沉地说：“你怎么总迟到，叫学生眼巴巴等你！”我受此难堪正窝着一肚子气，刚开始讲课，有几个学生在门外喊报告，他们比我还来得迟。于是说：“咱们班是不是只准学生迟到而老师不能有一次失误？以后咱们约法三章：我以后绝不再迟到，你们也不容许迟到，不论是谁一旦迟到宁可旷课不再进教室。”这事传到后来升任副校长的班主任那里，他在教师会上说：“田老师你怎么可以和学生约法三章！”究竟是对还是错，我该不该那样说，我至今也很茫然。
在这样恶劣的教学环境中，我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地工作，每期的教学成绩从未落后。调到乡下后，因班级少采取复式教学，我一人担任初二初三物理、初三化学外加生理卫生，两个年级四个头的繁重任务，我从无怨言，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直到退休。二十年的教学生涯虽谈不上“桃李满天下”，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劳动者，比起碌碌无为的前半生我应该满足了，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
正是：
拨开乌云见青天，吐气扬眉展雄才；
忠心报国恨日短，忍辱负重宽胸怀。
二亏在认理
前面说过，因七七年调资落榜，我一气之下孤注一掷“反潮流”，借助“揭批四人帮”的东风把原领导班子赶下台，然后才急流勇退调回家乡。
七九年我在二中又经历了一次调资，是文**革后邓小平给职工第二次增加工资；和第一次一样，那也是一次失败的调资，以后再没用过那种办法。那种放到群众中讨论提名（也就是互相举荐）的方法确实行不通，因为调资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必然出现互相争斗的局面，不但达不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预期效果，反而伤和气、闹矛盾，不利于安定团结。
那次的调资面只有百分之二十，我曾在二中亲历老师们你争我抢的场面。
“三中全会”前教师是典型的“臭老九”，处于社会最低层，待遇非常低，不仅比不上一般干部，连服务行业的柜员都不如；虽经七七年调了一次，二中的多数老师工资只有四十三元，比他们高的只有四个人：孙校长六十四元，陈教务长五十八元，还有一位老教师好像是六十九元，我算老四。
在调资会上，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地诉说自己工作如何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龄多么长，工资又怎样偏低，家庭生活如何困难等等，把个调资会开成了表功会、诉苦会，说到伤心处有人真就哭了。
虽然我的工龄很长，而且上次就没调，但工资比多数老师还是高些，看到他们一个个可怜兮兮的十分令人同情。他们都发完言，轮到我了，我就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老师们的工资确实不高；我虽然七七年没调，但比多数老师工资要高些，所以这次我不和大家争。”
我的本意是不争，并不是不调，如果按理该调我还是乐于接受。但马上被人钻了空子，有人带头鼓掌，并喊口号：“欢迎田老师高姿态让出指标！”结果可想而知，再没人投你一票，不是名落孙山，而是榜上无名。虽然当时也很有失落感，但过段时间也就无所谓了，毕竟生活还要进行下去，你不能总为这事苦恼吧。
事后孙校长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太认理。”
真是一针见血！我性格中最荒唐的表现就是“一根筋，认死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认理应该是好事，但如果像我这样认死理，那就只有等着吃亏了。
打这以后调资不再采取群众讨论的方式，直接套工龄套级别，甚至本人都无须出面，就由人事部门搞定了。我每次增资都是这样套进去的，虽然总是“马后炮”，不比别人捷足先登，但因工龄长工资提的也还不慢。
没想到在随后的职称改革中我又吃了大亏，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四十岁改行当了教师，教育部门评职称只看教龄，我的工龄不起作用了。那次对我的打击最大，遂成终生遗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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