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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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奇妙的是，日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就会不稳定。日本虽然相当接纳中国文化，却一直挣扎在又敬又惧的心态中，固然想建立睦谊，却又有心要控制中国。中美关系一吃紧，日本就倾向于脱离美国，目的若非增强她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也是不要因太紧密追随美国而损及日本对中国之影响力。同时，日本纯以本国立场出发，又有被北京诠释为表露日本有霸权思想之虞。因此，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成了美、日长久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任何一角想放弃，都会有重大风险。这种混沌情势也让美国不能完全放心，因为它违反了美国给其他国家贴标签非友即敌的倾向。
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美国已经最为强盛，欧洲必须努力整合得更加团结，俄罗斯是步履艰辛的巨人，日本财富可观却仍然怯懦。然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年增率接近10％，具有强烈的国家团结意识、军力亦鼎盛，她在主要国家中的地位将出现最大的相对上升。1943年，罗斯福总统就构想以中国为“四大警察”之一，可是中国旋即陷入内战漩涡。共产党中国崛起后专注于成为独立的大国，但因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大打折扣。将意识形态的骚动搁置之后，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以纯熟的坚毅，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使美国在亚洲有遭到孤立之虞。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希望或承担得起，在美国与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时，出面支持美国；她们认为这是美国政策方向错误，才会爆发美、中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即使内心可能不愿，多少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几乎每个国家都盼望美国创造一个稳定、长期的架构，能把中国和日本都包容进去——这项方案一旦中美对抗，就绝对不会成功。
中国具有最长久的独立外交政策历史，传统上其外交政策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她欢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可畏的日本、俄罗斯两大强邻，以及印度。可是，美国政策同时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这的确就是美国的立场——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
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连续四年，美方拒绝与中国有高层接触，中美对话受到抑制——即使在冷战最炽烈之时，美国也从未对苏联采用此一措施。人权问题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心。
克林顿政府明智地恢复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基本上要取决于这些对话的内容。很显然，美国不能放弃她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传统关切。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支持其价值观念，而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取向，要有多大程度以人权等价值为先决条件。中国认为，中美关系不以互惠利益为基础，却以华府裁量决定善恶为基础的情势，十分屈辱。这种态度令美方显得不可靠，强人所难；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靠是最最要不得的缺点。
中国长久以来在其区域内是卓越的——的确，在她的世界里，她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图号令其组织和内部运作的作为，都会引起她的深刻忌恨。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不愉快经验，此一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
中国所求于美国者是一种战略关系，用以制衡她认为太强大、太贪婪的邻国。要达成这个层次的外交政策协调，中国可能预备在人权问题上做些让步，但是要做出这是出于中国自身决定的姿态。美国坚持要吻合公开划定的条件，使得中国觉得这是美国企图转化中国社会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作为——中国人视此为耻辱——也证明美国人不够真诚。因为美国声称它在这类的亚洲均势中并无国家利益。如果在此一宗旨上不能指望美国，中国就没有兴趣对她做出让步。中美关系的关键——很矛盾的是，人权问题的关键亦然——是默默地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战略上合作。
就欧洲而言，美国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还未能设计出符合后冷战时期的共同政策或适当的组织；就亚洲而言，美国有可能界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盘战略，但是没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然而，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在西半球却出现道德与地缘政治目标的汇合，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的汇合。
美国早期的对西半球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大国干涉主义的政策。罗斯福总统1933年公布的睦邻政策，象征着转向合作关系。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和1948年的波哥大公约，提供了安全架构，后来纳入美洲国家组织的体制内。肯尼迪总统1961年以进步同盟，导人外援和经济合作，可是此一有远见的政策却因受援国走上中央统制经济而失败。
冷战时期，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受到强权政府（大部分是军人执政）的统治，在经济上采取国家控制的体制。80年代中期起，拉丁美洲摆脱其经济瘫痪，开始以可敬的一致性大步迈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摆脱军人政府，重建民主体制。中美洲各国也结束内战。原本因胡乱借贷而破产的拉丁美洲，接受经济纪律。几乎到处都在把国有经济逐步开放给市场力量。
布什总统1990年宣布的“美国创办企业”（The Enterprise for theAmericans Initiative），以及克林顿在1993年才争到的与墨西哥、加拿大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代表着有史以来美国对拉丁美洲最有创意的政策。经历一系列起伏之后，西半球似乎已即将成为新的、人道的世界秩序之关键成员。一系列民主国家宣称要坚守普选政府、市场经济与在整个西半球推动自由贸易。西半球只剩下古巴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体制；其他地方国家本位、保护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纷纷被自由经济所取代，欢迎外国投资，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强调要有互惠的义务和合作的行动，最戏剧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抵合恩角的自由贸易区——这个构想在不久之前，还会被当做毫无希望的乌托邦念头。
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起步，将使美国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如果1993年谈判洽定的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原则，事实上能付诸实施，西半球将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参与者。如果出现有歧视性的区域集团跃居上风，西半球挟其广大的市场，也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区域贸易集团竞争；的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预防此一竞争的最佳方法，如果发生竞争，也可在竞争中获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准许西半球以外的国家加入成为准会员，可以激励自由贸易，并且惩处坚持具限制性政策的国家。在美国经常不得不于价值观及需要性之间力求均衡的世界里，我们发现理想与地缘政治目标竞在西半球充分契合，而西半球正是美国期望所源生的、也是其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创意实施的地区。
第三度建构世界秩序
美国在发起20世纪第三次创建新世界秩序的任务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隐藏于其例外主义内的两大诱惑之间，取得平衡。这两大诱惑一是认为美国有必要纠正一切错误、安定一切骚动；一是她有潜伏的本能要退却回去。毫无区分就介入后冷战世界的一切种族纷争和内战，势必让美国资源耗竭。可是美国若是自顾门前雪，关起门来砥砺国内道德，势必把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交给偏远地区的其他社会代为决定，美国将因而逐渐失去控制权。
182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奉劝美国人不要妄想“跨海平魔”时，他一定想象不到后冷战世界会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恶徒存在。不是每个恶魔美国都能对抗，若是单凭美国之力更是力有未逮。但是若干恶徒即使无法剿灭，至少也得被抵制。最需要者乃是选择的标准。
美国领导人一般重视动机，大于重视结构。他们重视影响对手的态度，而非估算对手的实力。因此，美国社会对于历史的教训特别是爱恨交织。美国影片经常描写戏剧化的事件如何使得恶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转变成道德模范——反映出全国人民深信，过去种种可如昨日死，永远有可能今日翻然一改，痛悟前非。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大转折很少发生在个人身上，国家是由许许多多个人组成，这种情形可就更加稀罕了。
美国人不肯接受历史事件，而热衷于歌颂每个正常人都普遍遵循的道理，不论某个人其过去、其来处或任何其他不可变异的环境有何不同。由于美国传统重视普遍真理而非国家特性，美国决策者一般偏好采取多边方式而非基于一国立场去思考问题，换言之，美国决策者好谈裁军、禁止核扩散和人权等问题，而不是基本上属于一国的地缘政治或战略问题。
美国拒绝受历史拘束、坚持永远有可能创造那赋予美国生活方式的伟大的尊严和美丽。美国担心迷恋历史的人士自己去制造预言，的确有他几分道理。桑塔雅纳（ Santayana）的格言说，忽略历史者必将重蹈历史覆辙，我们还可找到许多例证支持它。
具有美国这样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家，不能以权力均衡作为新世界秩序的标准来制订其政策。但是她必须知道，均势是追求其历史目标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些崇高的目标不是只凭言谈或姿势就能达成。新兴的国际体制远比美国外交过去所遭遇者更加复杂。外交政策必须由一个强调眼前诱因、且能提供少许长远诱因的政治体制来执行。政治领袖必须能与选民交往，选民则通过视觉印象接受资讯。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重新思考优先事项、分析能力之时，更需注重感情与情绪。
我们要强调，现实政治不是自动生效的万应灵丹。势力均衡在拿破仑战争之后40年才达到鼎盛状况。它在这段时期能平顺运作，是因为均势是刻意设计用来增强平衡的。同样重要的，因为它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做支撑，至少在保守的朝廷里是如此。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共同的价值观逐渐丧失，事态回到18世纪的情境，现在由于技术现代化、舆论的角色增进，变得更加危险。即使民主国家也可以借由外患来唤起民众支持，即以外患来取代民主国家的共识。欧洲各国的民族整合减少了国家数量，以及以外交组合取代权力配置的能力；同时，共同的法统观沦丧，也破坏了道德的制约力量。
即使美国历来都回避势力均衡，这些教训却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体制中，居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虽然军事上是个超级大国，美国却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因为她的力量和意识形态都不容许她有帝国野心。美国借由核武器在军事上占尽优势，可是核武器将成为无用的力量。
因此，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近似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希望类似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
可是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