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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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则十分热切。
这个死结把战略核武器的辩论，逼到更奥妙的领域去，直到争议落定在武器系统的细节，使得凡夫俗子不能了解为止，并且对此一争议，武器专家们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回顾过去十年，针对巡航导弹换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等数的导弹换不等数的多弹头等等之辩论，读来仿佛若干遗世独立的修道院修士记载的中古经文一般。
辩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基本问题，无从回避。死结何以产生，那是总统的烦恼，这一来意见便无法交集。美国的理想主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政治妥协影响。总统无法运用他职权内的赏罚特权来奖励或惩罚同一流派或持有异见之人士，批评者因而也没有政治诱因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辩论就在仿佛是学界自主意识强烈的教授圈会议的气氛下进行。然而，历史学家能像站在局外旁观者清似地来看待问题，不必在政治过程中强自解读。美国因自责过甚，付出迟滞约十年才终于面对其地缘政治需求的代价。
最后，苏联阵营崩溃，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僵化，部分是因为西方重振勇气后对它施加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的最终裁判对美国国内辩论的对立各方，远比他们彼此的对待更加仁慈的原因。历史将把尼克松及批评他的保守派之做法，视为互补而非互相竞争对立，其中一方强调地缘政治，另一方强调技术层面，实则双方的道德本质并无不同。
武器管制后来由于技术层面太笨重，无法再承载对美国外交政策性质应该如何之哲学性争议的重荷。辩论遂逐渐地转到更契合传统美国理想主义的问题上，而且此一问题在民众心目中也比较容易有共鸣——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亦应居于主要目标之列。
人权辩论初起，是为了以美国的影响力争取苏联公民受到善待，但逐渐演变成迫使苏联内部变化的策略。就和武器管制一样，问题不在于目标，因为目标并无争议，而是意识形态对峙应在美国外交政策优先秩序上摆到什么程度的地位罢了。
犹太人移民迁出苏联这个问题，是在尼克松政府时期才首度被作为一个外交题目。1969年以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列入东西方会谈的议程上；在此之前，历任两党政府都把它当做是苏联内政问题。东西方关系已经够紧张了，没有一届政府预备再牵扯上另一个争端。1968年一年之中，苏联只核准400名犹太人移民出国，并且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对此一问题发言。
美苏关系改善之际，尼克松政府开始透过总统的幕后渠道提出此一题目，认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阶层不可能不注意到它。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建构”开始有回应，尤其在苏美关系开始改善之后。每年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都有增加，到了1973年，当年已达到35000人。此外，白宫亦定期把一份“艰困个案清单”交给苏联领导人——这是一些被否决出境签证的个人或那些家庭离散了的人，甚至若干入狱人士的名单。这些苏联公民大多数亦获准移居外国。
这些动作都在外交学者所谓“心照不宣的交涉”下进行。没有人提出正式要求，也没有人做出正式答复。苏联的动作得到注意，但未予承认。苏联公民移民出境的实施的确在稳定改进中，不过华府毫不张扬居功。尼克松政府坚守这个规则，甚至在大选中亦决不居功；直到杰克逊参议员把苏联犹太人迁徙自由问题炒作为公开叫阵为止。
杰克逊之所以发难，是因为克里姆林官突然于1972年夏天决定对移民出境者课征“出境税”所致；所谓出境税是出境者必须退回国家为教育他们而花费的费用的一种税。苏联官方对此一决定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或许它是为了改善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苏联最近在埃及遇到战斗部队被请出境，显示出地位不稳。或许苏联拟以出境税来增加外汇收入，认为美国支持这些移民的人士会代出这笔钱。犹太人团体担心移民潮可能因此中止，遂向尼克松政府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杰克逊求援。
尼克松政府继续悄悄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设法解决问题之时，杰克逊却设计出一套巧妙办法，公开对苏联施压。1972年美苏高峰会议时，美国国会签署一项协定，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换得解决二次大战期间因租借法案而积欠的债务问题。1972年10月，杰克逊提出一项法案修正案，不准给予任何限制其公民移民出境的国家最惠国待遇。这是战术极为高明的出击。最惠国待遇听起来远比其实质来得重要。事实上，它代表的只是“无差别待遇”；它一点也没有给予特惠，只是让被列为最惠国之国家，享有美国与所有具有正常商务关系国家完全一样的待遇（此时，有一百多个国家被列为最惠国）。最惠国待遇只是基于商务互惠原则，便利“正常”贸易而已。以苏联的经济状况而言，美苏贸易程度也不会太大。杰克逊修正案所达成的乃是让苏联移民出境的实施，不仅成为公开外交的项目，还成为美国国会的立法行为。
尼克松政府和杰克逊之间对实质并没有不同见解。政府的确在若干其他的人权问题上坚定立场。比如，我本人多次、不断代表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 Aleksandr Solzhenitsyn）向多勃雷宁请命，后来终于促成索氏离开苏联。然而，杰克逊并不赞成在追求人权时搞秘密外交，坚持美国必须公开坚持人权——换言之，成功要炫耀，失败须受惩。
起初，国会的压力可用来强化政府往同一方向的努力。然而，不多久，歧异就超乎理论的层面。尼克松是首倡鼓励犹太人移民观念的人，他以人道主义姿态提倡它（或许也有一丝政治动机，不过他从未公开过）。尼克松划定界限，不肯把整个东西方关系放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来思考，因为他不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涉及此一程度。
就杰克逊及其支持者而言，犹太人移民问题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峙的幌子而已。因此不足为奇，他们把苏联的一切让步都当做是他们的压力战术告捷的证明。苏联领导人终于废止了出境税——不论它是由于白宫规劝生效，还是杰克逊修正案压力难挡，或许更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可能得等他日苏联档案公开，我们才能得知其详。政府的批评者受到鼓舞，进一步要求犹太人移民出境人数要加倍，并且须依照美国认可的时间表，取消对移民到其他国家的限制。杰克逊派人士亦要求立法，限制美国进出口银行对苏联的贷款（史蒂文森修正案），因此，在商务关系上，苏联在东西方缓和之后反而处于比东西方紧张关系和缓之前更糟的地位。
身为刚走出令人疲劳的越战之国家领袖，而且总统官职又面临危机，尼克松不会轻易涉险，只肯为国家利益所必须、且有能力支持之政策出面力争，可是他的批评者却要求美国外交能通过在武器管制上的单方面要求、制止贸易和在人权问题上提出挑战等等方式，促成苏联制度崩溃。在此一过程中，参与此一全国大论战的若干要角，立场大反转。《纽约时报》1971年曾在社论中提出警告，认为“以制止美国贸易作为稍后在若干不相干的问题交涉之筹码，不太可能发挥贸易本身能对苏联政策产生的有利影响”。两年之后，这位社论主笔论调全变。他谴责财政部长舒尔茨访问苏联之行，证明“政府热衷于贸易和缓和，宁可不顾同样重要的问题，不肯正视美国人民对各地人权问题的关切”。
尼克松为了鼓励苏联在国际行为上温和，借增加美苏贸易来考验苏联对其外交政策之节制。他的政敌却更进一步，想利用贸易为手段，造成苏联国内骚动，而且是在苏联依然强大且有信心之时。四年之前尼克松被抨击为鼓吹冷战的人，现在却被责备对苏联太软弱、太轻信——这位崛起自40年代反共大调查的政治人物，这可是生平第一次遭遇这个指控。
不久，改善苏美关系这个观念就受挑战。《华盛顿邮报》社论指出：“美苏‘缓和’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困难的问题已由辩论阶段过渡到政治阶段。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现在显然都相信，除非克里姆林宫对其若干国内政策开始自由化，否则要改善对苏关系便不值得、不可能或不安全。”
美国又转回到艾奇逊与杜勒斯，以及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备忘录的信念上去：也就是说认定美、苏在认真谈判之前，苏联的宗旨和国内施政必须先有基本改变。不过，早期的冷战斗士愿意借由遏制政策，让时间来促成此一改变；他们的后续者却坚信，美国直接施压，且公开揭示美国的要求，就可以造成苏联制度重大变革。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苏联的实力尚未衰竭时，尼克松和其部属曾经数度与苏联领导人相颉颃，发现他们的确难缠。在核兵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全面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必然陷入长期苦战。经过越战煎熬，而又陷入水门事件风波之中，我们的处境俨若一名泳者差点儿淹死，惊魂未定，就被要求横渡英吉利海峡，当他打不起精神时却被责备太悲观、畏怯。
在国际危机中，总统的一言一行都是政府的焦点。单从这一点来说，水门事件期间绝不是发动美、苏对峙政策的良好时机。总统身陷被弹劾危机；越战伤口仍未愈合；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十分强烈，以至于当苏联明显威胁要干预中东战争时，一位知名的记者竟然于1973年10月一次记者会上提问：美国部队奉令进入警戒状况，是否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水门事件的注意力。
争议又回到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时代的老问题：美国是否应以重申道德价值即可，还是应以道德先锋自居举起进军大旗？尼克松寻求把美国的宗旨与能力相连接。在能力可及范围内，他预备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以促进其道德价值，他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已表现出其立场。批评他的人士却坚持立刻施行普遍原则，不耐烦地指斥所谓可行性问题，是道德上不足或历史上的悲观论。尼克松政府在敦促美国理想主义要分清现实，不能一概而论之时，觉得是在做重大的教育工作。最为讽刺的是，美国才被告知必须由越战吸取教训，认清自己在地缘政治上力有未逮之时，若干知名的全国领袖——其中不少还是批评越战最力的人士——却又力主美国在人道问题上采取全球干预的无限制政策。
诚如里根时代所表现的，对苏联采取更大胆的政策也未必不可，不过这些成功得等到美苏关系演进到更后期才会出现。当缓和之辩论炽烈之际，美国必须自越战中走出来疗伤止谤，也必须平息水门事件争端。苏联领袖也必须先产生世代交替。然而，70年代早期发展的辩论却使得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无从产生适度的均衡；前者激发出美国所有伟大的创议，后者又因全球环境改变又不得轻忽。
批评缓和的人士过分简化了状况；尼克松政府的反应过分迂腐，也难辞其咎。尼克松因为遭到旧日盟友的抨击而吃惊，遂指斥他们具有政治动机。姑不论此一评估有多么正确，指责专业政客具有政治动机绝对不是什么高明见解。尼克松政府应该自问：为什么这么多政客认为加入杰克逊阵营有利？
深陷不分轻重的道德主义，以及过分重视地缘政治这两者之间，美国政府在尼克松政府末期已经僵化。增加贸易的胡萝卜已撤回来，可是增加国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