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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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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得失”,要大臣们将国家优劣现状真实地反映给他,他接纳臣下忠谏,在位七年,从未杀过一个谏官。

李嗣源对民生尤其关心。他曾下令天下诸道均平民间田税,准许民间自铸农具或杂件(唐末和后梁是禁止民间铸造的),还开放酒禁,许百姓造酒。这样,就等于取消了国家对盐铁业和造酒业的专营垄断。这是汉代以来儒学倡导的一种经济模式,相当于放开了民营经济。在“崇本抑末”“与民争利”相沿成习的国家惯性中,李嗣源做了一次不俗的努力。此事在中国历来经济展开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案例,但还很少看到经济史学家瞩目于这类案例。

他到民间视察时,有一次看到田间有农民父子三人挽犁耕田,因为这一家人太贫困,没有耕牛。于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抚。史称“帝悯之,赐耕牛三头”。又有一次,他到龙门(今河南洛阳)视察,看民夫修伊水的石堰,很辛苦,就颁赏给了民夫酒食。几天后,有关部门上奏说:“这些民夫的服役期十五日已满,但活儿还没有干完,请延长五天。”李嗣源回答:“现在天寒,不宜延时;更不可以失信于民。”于是,宁肯留下“烂尾工程”,徭役中止。这正是孔夫子“民无信不立”的儒学思想治理模式。历朝历代能做到这一步的帝王也不多见。

但他有一个政治“败笔”,这事与后来的西夏有关。





“定难军”暗藏隐患


大宋帝国享国319年,西夏是仅次于蒙元、金人和契丹的地缘之敌。它困扰了北宋几十年,消耗了北宋大部元气。而这事的肇始,在李嗣源。

李嗣源时,定难节度使(治所在陕西靖边)党项族人李仁福去世。不久,定难军的将士拥立李仁福的儿子李彝超为“留后”,也即在朝廷正式诏命之前,暂时代理定难军的节度使。

所谓“定难”,是唐代在西北边境设置的要塞。要塞称为“军”,定难军、天雄军、天平军等等,都是临时设置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军事要塞也即战区,辖境可达数十州,史称“藩镇”。镇守这些藩镇也即军事要塞的将军,一般要由朝廷授权,授予节钺,故称之为“节度使”。节度使与刺史、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意思相近,但只有节度使是被授予节钺的,权力或荣誉要大于刺史等。定难军很长时间里由党项人控制,但接受朝廷节制。

唐代以来的节度使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特点,唐以来的节度使,本来是军职,是藩帅,但久而久之,这些藩帅们也同时掌管了辖境内的政府事务,司法、财务、教育等,统归于藩镇大权之下。故节度使,事实上是军政两吃的地方大员。这样的节度使,全国有十几个“合法”的;不合法的就更多。他们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军区司令。

第二个特点,大部分节度使,在镇守地方较长时间后,获得了“独立王国”的优势。这个优势,让他们将“节度”的战区辖境看成是自己独立管辖的“汤沐邑”,也即经济收入的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至于是否给朝廷缴纳赋税、缴纳多少,那已经完全是个“良心活儿”了。因此,大部分节度使不愿意接受朝廷“节制”,政令由自己颁发;即使接受朝廷政令,也要看看是否损害战区辖境的根本利益;一旦违背利益,就拒绝接受。

第三个特点,节度使往往世袭;或藩帅没世之前,将这个军事要塞按照自己的心愿交给某人,事后到朝廷备案即可。继任者一般都是先自称“留后”,而后报给朝廷,朝廷一般也会下达一个诏书,正式委任这位“留后”为新一任节度使。朝廷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不答应,那就要出事。

唐代管理西北,将今天属于陕西绥德北部、甘肃东部、内蒙古南部等地,设置为“定难军”,五代因袭了这个称谓,也称“夏州”。这块地方,名义上一直受大唐、五代“节制”,但到了大宋真宗朝以后,渐渐独立,史上有了“西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

李嗣源刚刚任命了一位叫孟知祥的枭雄出任四川方向的节度使,并封他为蜀王。这事成为以后巴蜀割据的伏笔,一直要等到赵匡胤来收复。

同时,李嗣源接到了夏州的消息。李仁福之后的李彝超,这位“留后”,让李嗣源不安。





平“夏州”无功而返


在此之前,已经有传闻,说李仁福暗中与契丹勾结。如果李仁福与契丹联合一气,那就有可能对后唐西北边境造成无法测度的危害。河西(黄河之西)如果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关中;关中落入契丹之手,就会危及中原……那可不能掉以轻心。

李嗣源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命李彝超为彰武(今属陕西延安)留后,调迁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军留后。这意思就是要李彝超“移镇”,离开原来的藩镇,换个地方。移镇,乃是剥夺藩镇大权的谋略,李嗣源也知道这活儿不好干,李彝超未必答应,又命令附近的静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药彦稠,带兵五万,护送安从进从延安到夏州去上任。李嗣源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为此,他甚至给夏州附近诸州传达了一份文告,大意说:夏州地处贫穷边远地区,李彝超还年轻,不能抵御外敌入侵,所以让他往内地里面迁移一点,去延安。如果服从,就会享用富贵,如果不服从,那就有灭族之祸。

他以为这样可震慑年轻的李彝超。

不料李彝超上表称:我是想尊奉旨意去延安,但被军士拥戴挽留,走不了啊!

李嗣源闻言后,还带着希望,派了使者去督促他赶紧离开夏州。

李彝超不仅不“奉诏”,还派遣他的哥哥屯驻夏州的南部边界,一面聚集辖境内的党项、胡人诸部,准备战斗。

药彦稠等人进驻夏州边境地区后,李彝超就派出了党项兵来抄掠官军的辎重和攻城器械。官军受挫,退守数十里。安从进知道李彝超已经不可能听从朝廷节制,如此局面,只有战争解决。于是他与药彦稠调整部署后,开始准备攻城。

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夏州城上燃起了烽火,这是召唤远处救兵的信号。四周各路胡兵看到夏州烽火后,有数千人驰奔而至。安从进令先锋大将将这一伙援兵击溃。

安从进开始攻打夏州。

但他没有料到,夏州的城垣是过去那位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所修筑,坚固得铁石一般,任凭斫凿,都不能使它破毁。

赫连勃勃是四百多年前,十六国时期的胡夏国建立者。夏州曾为其属地。当初他费尽心血建筑了这座西北大城。安从进等人用种种办法试图摧毁城垣一角,都不可能。下挖地道,准备进城,但不料城垣地基也极为坚固,根本挖不动。这时候党项人的四万多骑兵又在四野流动,飘忽而来,飘忽而去,专以劫掠为目的。官军试图长久扎营、屯垦、放牧,解决军粮问题,也不可能。而官军的人吃马喂,全靠关中输运,但从关中到夏州,山路艰险狭隘,关中百姓运输一斗米、一捆柴过来,要费钱数贯,就这样还很难搞到粮草,因为关中民间已经困竭,无力供应。药彦稠的五万大军,按一人一天用大米一斤计算,一天就要五万斤,仗打了三个多月,算算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旷日持久,很可怕,随时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危局。

但夏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困守的一百多天里,城中粮草也渐渐空虚。李彝超权衡利弊,有一天走上城楼对安从进喊话,表示:“我夏州很贫穷,没有啥财宝积蓄可以对朝廷进贡,也很难输送租赋。但是因为我的祖父、父亲世代据守此地,我李彝超还不想把它丢掉。这样一个小小的孤城,你们即使攻克它,也不足以向世人宣扬威武,何必如此麻烦国家劳师远征呢?请您上表报告朝廷,如果朝廷允许我们改过自新,那时,再派遣我们去征伐其他地方,我们愿意去打先锋。”

李嗣源得到消息,感觉到了夏州不是个善茬子,想想又奈何它不得,于是下令安从进返回原驻地。





“西夏国”成百年大患


而明宗李嗣源即位多年没有用兵,一朝用兵,又无功而返,军士中就有了流言。李嗣源害怕,他知道将士们血脉贲张的“阴谋拥戴”,知道那风景的野蛮。于是下令按等级优厚赏赐京师的禁军,以此安抚将士。但这一番赏赐没有啥正当理由,让将士们一下子就摸到了主上软弱的命脉,史称“士卒由是益骄”,将士们从此以后更加骄横。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也要面临这个局面。

西夏的历史从大唐之初就已经现出端倪。这一支党项人,本来属于羌族,多年与吐蕃征战。唐玄宗时曾救助过他们。安史之乱后,被唐人安置在原来赫连勃勃的所在地“大夏”,又称“平夏”。唐僖宗时其首领被封为节度使,正式归大唐节制。唐末大乱时,各地胡人都有侵害中原的举动,但党项人的夏州没有动,从来没有成为大唐的边患,当然,也没有什么襄助大唐的军功。几代人之后,到了李仁福、李彝超,还可以用大唐、后梁时期的“羁縻”政策安抚夏州,但李嗣源轻率地用兵了。

后来得到消息,是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他的人马,便造谣说要联合契丹,互为支援,其实并没有与契丹订立什么同盟。虚张声势中,反而让朝廷来征剿,但征剿中,又恰恰让夏州人看到了朝廷的虚实:原来不过尔尔!从此以后,夏州对朝廷反而更加疏远,只要有人叛变中原,夏州就想法与之勾结,以此来要挟中原朝廷。中原只要听到夏州联络叛军的消息,就赶紧贿赂夏州,安抚夏州。此后,夏州用这个手段得到了中原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李彝超的弟弟李彝殷是个例外。

李嗣源征伐夏州之后,李彝超为了讨好朝廷,还专门上了一封表彰,表示谢罪,但期望朝廷能给他们一个说法,那意思就是,讨伐我夏州不对,我李彝超无罪。一边是“谢罪”,一边又要求朝廷给他平反,说他“无罪”。但还没有等到朝廷答复,他就在病重后死去,他的兄弟李彝殷被拥戴为定难节度使。

李彝殷一直忠于中原朝廷,还协助后晋打过契丹。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李彝超跟朝廷这一场攻防战,大大提高了李氏家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他们在夏州,经由种种传说,成为半人半神般的人物。党项人势力大增,割据中的辖境也越来越稳固。乃至于赵匡胤践祚后,削夺藩镇兵权,但也无法撼动夏州人世袭制度,只能“许之世袭”,循此逻辑,夏州,经由几代人的时间,一直成长为大宋时期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对此评论道:银川、夏州之乱,一直到大宋末年,动用了天下之力,始终被动受困,为西北一隅所牵制,最后导致女真金王朝南下灭亡北宋。这个祸害,就是从李彝超抗拒朝廷命令开始的。

船山先生分析,为何像李彝超这样一个土地辖境不大,也没有什么战胜攻取威力的小小节度使,居然敢对抗天朝,又能自我稳固呢?

他认为这里主要的原因还是天朝作为乱世朝廷,一会儿兴一会儿废,让夏州这样的边境藩镇无所依附,而中原又不断地出现叛臣。这些叛臣也都来贿赂夏州,作为扩大自己势力的一个棋子。而夏州则正好利用这些贿赂,不用动用自家库存,就做了修缮城郭、整治甲胄、豢养士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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