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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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磨剑，本来是指又长又重的大剑，景延广这里借指后晋精锐士卒。
“十万横磨剑”！乔荣觉得这番话够狠，但他担心回去说，恐怕没人信，就多了个心眼，对景延广说：“公这一番话，太多了，我害怕有遗忘，请您还是给我写张纸吧。”
景延广正在爱国热情血脉贲张中，根本就不在乎后果，就命人书写了这番话签名画押让他带走。
按照两国交往规则，景延广扣押乔荣，没收人家财产这件事，从性质而言，比“称孙不称臣”“十万横磨剑”要严重得多。为《资治通鉴》做注的胡三省对此有一议论：“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犹可曰为国体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财货，则误国之罪无所逃矣。”乔荣在汴梁的府邸，相当于后世的领事馆，有不可慢待的严肃性。景延广此举，等于践踏他国尊严和财产，这是任何一个邦国也不愿意接受的羞辱。
果然，乔荣回到契丹后，一五一十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德光大怒。想起派往南唐的使者高霸在淮北之死（我将在后面讲述这个精彩的谍战故实），越发感到后晋对契丹的恶意了。于是，就在这一时刻，耶律德光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入据中原！
景延广一言丧邦。
“十万横磨剑”在契丹与后晋之间划出了深重而又不可弥补的裂痕。
从此以后，晋使到契丹，都被捆了押在幽州，耶律德光再也不见晋国来使。
在后来的几次战役中，契丹每一次出战，都拿景延广这一番话作为借口。
各地有识者皆因景延广这一番大言，意识到天下要变了。
后晋名臣桑维翰多次请“逊辞”向契丹道歉，景延广根本不听。
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更凭直觉知道“十万横磨剑”必然召寇，但是他也知道多说无益，于是开始招募兵勇，奏明朝廷在河东置备十几处要塞以备契丹。史称刘知远此时已萌“异志”。他之所以建构后汉帝国，很可能就在这个时机有了更具体的蓝图想象。
当时天下藩镇，除了中原大藩之外，就属河东、河北最为强悍，其中尤以河东为盛。中唐以来，为害中原最深的也是河东。河东就是山西，因位于黄河之东，故称河东。此地唐时胡汉杂居，多产马匹，先后名藩如安禄山、朱温、李克用等，皆据河东而反。石敬瑭也是据有河东后，开始壮大实力。所谓节度使，事实上就是战区最高指挥官，因此凡有节度使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视为军管辖区。最初唐代设于边陲，总十个军政长官，受职之时，朝廷赐以节钺，所以称为“节度使”。后来内地也开始设节度使，于是，地方行政与军政混合的行政加战区的藩镇，就成为百余年的制度性存在。河东节度使驻节太原，辖区屡有变化，但基本保持晋北晋中之地。
现在的河东，在刘知远辖下。
刘知远将河东建设得比以往更为强盛，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藩。
后来让赵匡胤头痛的北汉，也基本上是河东节度所在。终赵匡胤一世，没有解决河东问题——河东问题，要等到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才彻底解决。
后晋的三驾马车得罪了耶律德光，招来亡国之战；得罪了刘知远，在亡国之战中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援力量；如此，亡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括民谷”四海遭殃
后晋出帝石重贵，因为国家管理的无能，已经失去了政治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更严重的，他还有一项至为邪痞的政治经济政策：“括率”。
所谓“括率”，“括”汉语中有“搜求”的含义；“率”有“征求”的含义；直译过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搜刮”。因为搜刮的主要是粮草，故又称为“括谷”，史称“括民谷”。
但要记住：括率，不是地方藩镇行为，而是国家朝廷行为，是政府派到地方去搜刮粮财的临时性加税之经济行为。派出的官员有个临时的职称，就叫“括率使”。“括率”这个词，是在大唐五代历史文献中常常出现的血腥概念。
它从唐代德宗时代就开始了，但在五代时尤盛。官方派出“括率使”，带着工作组到地方，挨家挨户去搜刮粮草钱财。搜刮的名义可以是“朝廷用度不足”，也可以是“战争储备”，诸如此类。其实就是官员巧立名目入户抢劫。而且抢劫的额度有指标，这是比江南马楚的加税更狠毒的官方掠夺（马楚的故实，我会在后面来讲）。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地方官员在“括率”中，往往自行扩大规定的指标，将扩大出来的财货中饱私囊。这类现象，后晋一朝屡屡出现。
石重贵登基后两年，“括率”至有四五次之多。看新旧《五代史》、看《资治通鉴》、看《乾隆御批纲鉴》、看野史，都会发现后晋时期“括率”的疯狂。这是官方明火执仗抢劫的记录。后晋，因为“括率”而将自身置于历史上的“非法”之境。这类对私有财产的无情侵吞，是无道邦国的标志性痼疾。
赵匡胤的大宋帝国，与历史上的邦国或有多种相似处，但在对待私有财产方面，老赵和他的帝国是做得最好的。唐五代以来的“括率”行为，大宋从未有过。老赵不仅不允许部下剽掠民间财货，甚至对大军行动之后，被刁民乘火打劫的苦主，还由国家主动给予地方补偿。
与赵匡胤比，石重贵很像一个野蛮人。
现在来看后晋的“括率”。
出帝上台，老天闹灾。这一年，春夏干旱，秋冬大水；还有更厉害的蝗灾，蝗虫东起海边空地，西到陇头山麓，南跨江淮，北至幽蓟，从原野到山谷，从城廓到庐舍，漫天是蝗虫。不要说庄稼，连竹叶、树叶都被蝗虫吃光。这境遇下，若是赵匡胤早就开仓放粮了，但石重贵却开始了更加严苛的督催地方到民间抢粮。史称“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责严急，至封碓（封仓全抢），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有因为藏匿谷物而被处死的人）”。
因为，整个后晋已经感觉到契丹在异动。这意味着：大战在即。
但地方官也有有良心的，实在完不成“括谷”的指标，“县令往往以督趣不办，纳印自劾去”，自己宁肯丢官，也不去完成那个抢劫的指标了。
按照后来宋初全境约五百万人口计，后晋此时“民馁死者数十万口”，全国饿死近十分之一的人口；而流亡者更不可胜数。朝廷无粮，但马上就要有一场吉凶莫测的大战，这时，也看出了后晋官员的“觉悟”。史称“留守、节度使下至将军，各献马、金帛、刍粟以助国”。后晋文武官员还是表现了极大的牺牲精神，自家献出钱财来“助国”打契丹。这是很难看到的历史记录。后晋人对契丹已经有了身份识别性质的“觉悟”。这个记录比起明末崇祯朝的官员来，似乎更多亮色。官员“助国”打契丹，有“同仇敌忾”的性质。据此可知，景延广对“士气”有估计。应该说，如果战略正确，调度得宜，最终战胜契丹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后晋没有抓住机会，多次有过失误，败亡已经不可避免。
契丹即将来侵、后晋全国闹灾、官吏各地括谷、士庶惊惧悲哀。后晋弥漫在沉痛而又凄楚的悲壮气氛中。
人祸猛于天灾
随着契丹的动作越来越明确，后晋的括谷也越来越疯狂。大兵一动就要粮草。因为天灾，史称“国用愈竭”，于是更派出“括率使”三十六人到各州郡再次去“括率民财”，这一次甚至下了死命令，三十六人各人都封赐了尚方宝剑，意思就是：地方如不听命，可以先斩后奏！到了地方，使者带上如狼似虎的吏卒，拿着锁链和刑具、刀杖，直接进入民家“括谷”。这时候，百姓家里的大人孩子个个魂飞魄散，吓得是求死都不可能——想死，也得拿出粮财来！更有地方县吏“复因缘为奸”——也就是借着国家这个政策随意扩大指标，多抢多占。
景延广也参与到公开抢掠中来。
当时规定河南府要经由“括率”，出缗钱二十万，景延广擅自要求：“率三十七万”，那多出来的十七万，就是他自己要贪污的数额。
这时有位留守判官卢亿，对景延广说：“公位兼将相，富贵极矣。今国家不幸，府库空竭，不得已取于民，公何忍复因而求利，为子孙之累乎！”
景公您出将入相，可以说富贵到极点了。现在国家不幸，府库都倒腾空了，不得已到民间去支取，景公您何以忍心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求个人私利，这岂不是为子孙带来后患吗？
史称“延广惭而止”。景延广惭愧而终止了贪渎行为。
卢亿，是五代时期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他一直到大宋初期还在，成为赵匡胤一朝的官员。他的儿子卢多逊也是大宋帝国的名臣，虽然后来遭贬。
景延广最后“惭而止”，证明了他还有最后一点羞耻心。这是与那些天良丧尽，毫无羞耻心的各类官员不同之处。
后晋“括率”除了指标规定外，另有地区差别。譬如，当时河北恒州（今正定）、定州（今正定定县）灾情最为严重，所以朝廷规定，各地“括谷”，但恒、定二州不括。当时杜重威正出任顺国节度使，治所就在恒州。他也知道辖区蝗灾成一大浩劫，但却拿出“军食不足”的理由，违背朝廷规定，继续在境内“括谷”，史称得粮百万斛。但是这种“括谷”是“助国”打契丹的，因此，必须上报，但杜重威只上报三十万，其余七十万都流入私囊。不仅如此，他还借机下令向民间“借粮”百万斛，等到来年春夏将借来的粮食高价卖出，又得钱两百万缗。由此案例可以看出“括谷”的血腥程度。
当时治定州的义武节度使马全节，他的手下看到杜重威这么干，发大财，实在红眼，也想效法恒州模式“括谷”，并“坚请行之”。但马全节表现了与杜重威不同的姿态，史称马全节“以职在养民，不许”。因为官员的职责是“养民”而非“抢民”，所以没有允许部下“括谷”。
马全节的一番原话值得记录：“边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复扰之，则不堪其命矣。我为廉察，安忍效尤。”
边境之民遇到蝗灾旱灾，各家的吃用正在困境中，现在用官方行为再去骚扰他们，那百姓们可就没法活了！我身为观察使，怎么能忍心效法杜重威！
史称“百姓称其德”。百姓对马全节的德行大加赞誉。
但这个马全节先生，曾经带着一个妓女做婢女，在府邸外租了个房子给她住，有人将这事当作他的劣迹进了谗言，马全节就将这个无辜的婢女杀了。过了几年后，马全节在病中，多次见到这个婢女。有一次，家人都看见他在跟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他说：“你来这里干吗？”又说：“我给你钱财。”还说：“我给你塑像，抄经，超度你。”似乎有苦苦哀求的意思。最后马全节对家人说：“这个婢女一定要我跟她一起走，已经请告过冥府啦！”不久，马全节病逝。
这个故实，事实上透露了至少三个消息：第一，即使在乱世，打死一个无辜的婢女也是罪过。第二，马全节为自己的罪恶，有内在的忏悔和恐惧。第三，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现象；道德力量的潜施秘运，令作恶人永远不得安宁。最后一层意思，如果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会更深切地理解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