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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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
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爻辞中论“潜龙”为“不及”，因此“勿用”，因此要“跃”；论“亢龙”为“过”，因此“有悔”，因此又可以回归“潜龙”状态。过、不及，都不是“中庸”状态，也即不是最佳平衡点。但“飞龙在天”则不同，它在诸卦中居于“九五”之位，是一个最佳平衡点，也即得到“中庸”的状态。王昭素用这个来说老赵的现场。但《周易》之妙不在简单的现场描述，而是对现场之前之后的展开状态的推演。按照《周易》，“飞龙在天”之前，是“潜龙勿用”，之后是“亢龙有悔”。因此，在天的飞龙，是可以随时转化的。这之中，就需要一种文明邦国元首的大智慧：戒惧。
物有不及，韬晦而勿动；物有盛极，日中而西斜。这类比喻都是要元首保持戒惧心态下的中庸之道。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礼制讲述的“当位”与“节制”。君王临天下以仁，就是“当位”，不仁，就是“错位”，不仁而残虐，就要“易位”。君王知道有所不为，就是“节制”，无所不为，就是“放纵”，无所不为到无法制衡，就会走向“天禄永终”，那时，就是“汤武革命”之时。《周易》的政治学讲述，大的逻辑就是这样。
老赵听到王昭素的“讽谏”，很高兴，又向他咨询“民事”。史称“昭素所言诚实无隐”，老赵听到了更多民间真相，更高兴，很愉快地表扬了他。最后，又向他询问“治世养身之术”，王昭素在这个时刻表现了儒学大家的姿态，他说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
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史称老赵很喜爱这两句话，“常书屏几间”，经常写在屏风、案几之间，当作了“座右铭”来随时提示自己。
《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保守主义”奥妙
士庶之所以得以休养生息，依赖于“慈也、俭也、简也”。这三者对于治道而言，太珍贵了。但又不能刻意。刻意，不但不美，还往往难于达到初衷愿景，也即很难有真实的预期效果。船山认为汉代文、景二帝就是修炼这三个主题词的圣君，但他们与老赵比，多了一些刻意，所谓刻意，就是：对于“慈”而言，不过是心中存有“刑杀”之心，但姑且忍着；对于“俭”而言，不过是意中存有“厚实”之念，但勤奋用之；对于“简”而言，不过是眼中看着天下之动，而将权谋施之于后而已。这是道家的法术。赵匡胤与此不同。他不懂儒学，但各类“异学”（法家、道家之术）却能不乱其心。他看到天命不恒定，有感于民生的艰难到了极点，非常想推演一个祥和天下。他看到了夷狄盗贼“毒民侮士”的习气，心有不安，所以厚待逊位的柴氏、收服的降王，让天下能暂缓喘息。
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太祖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简以行慈，则慈不为沽恩之惠；简以行俭，则俭不为贪吝之媒。”因为老赵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就是有些小毛病，也不损伤他的大德；因为老赵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所以他能够达致圣人之情不必有文牍文本的复杂。五代以来的种种杀伐之气，残虐之道，在简洁、朴素、仁慈的善政中，渐损渐除，终于在近百年的乱世中慢慢推演为一个升平之世。
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汉文帝汉景帝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老赵的不正记录（一）
像所有的人一样，赵匡胤的复杂性也不例外。他身为帝王，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考察，他当得起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也有过失，有些过失还很严重。按照“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的意见，今天来审视赵匡胤，他的一些“过失”，甚至就是罪恶。“春秋责备贤者”，对老赵的这类“过失”不可不论。除了书中已经论及的，这里再做一次梳理，看看老赵还有哪些不正的记录。
一、拆散一对好姻缘
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忠正军（治所在安徽寿州）节度使王审琦与老赵是老朋友，做殿前都指挥使时，宫禁中大火，王审琦不待皇帝诏书，直接领兵进入宫中救火。事情过去后，御史台谏官认为这是一个罪过，必须严肃处理。于是老赵将他“罢归寿州本镇”，就是不能再做京官了。
辞别时，老赵对他说：“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法也。汝但回寿州，吾当以女儿嫁汝子。”你没有得到诏令就带兵入宫护卫圣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