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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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利再度移开视线。我的目光则落到面前那些整幅的彩色照片上，那些女人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遭遇。
“让我把话挑明了，”他的长篇大论还没打算结束，“我们的帅哥马特并不像白雪般纯洁。我在楼上查血清时，去了范德的办公室，看他有没有新消息。彼得森的指印在档案里，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冷冷地瞪着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范德查过了，他用那一大套仪器查出，这个帅哥六年前在新奥尔良被逮捕。那是他进大学前的夏天，在他遇见他的外科女士之前。她可能从来不知道。”
“知道什么？”韦斯利问。
“知道她的演员爱人曾因为强奸罪名被起诉，就是这个。”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开口。
韦斯利缓缓地在桌上旋转他那只名贵的笔，下巴僵硬不动。马里诺没有按牌理出牌，没有通知我们最新消息。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们，仿佛韦斯利与我是他的对手，我们是法庭上对立的两方。
我终于回道：“如果彼得森确实曾以强奸罪被起诉，一定被判无罪开释，不然就是免予起诉。”
他瞪着我的眼睛就像两把枪。“你就知道了，哼？我还没有查过他的记录。”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马里诺警官，通常不收有犯罪记录的人。”
“如果他们知道。”
“没错，”我同意，“如果他们知道。但如果他确实被起诉定罪，很难想象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最好现在就去查清楚。”这是韦斯利对这件事的唯一回应。
他一说完，马里诺立刻抽身离开。
我猜他去了洗手间。
韦斯利摆出一副对马里诺发脾气毫不见怪的样子，随口问道：“有没有从纽约来的消息，凯？检验室的结果如何？”
“DNA测验需要点时间，”我空洞地回答，“第二件案子发生后我们才送东西过去，应该很快就会收到回音。至于第二次送去的，塞西尔·泰勒和洛丽·彼得森的，最快下个月才会来。”
他还是表现出一切正常的样子。“在这四个案子里，凶手都是非分泌者，对不对？”
“不错，就我们所知是这样。”
“我坚信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我也是。”
有一阵子我们都没开口。
我们僵硬地坐在那里等待马里诺回来。他愤怒的字眼仍在我们的耳朵里回荡。我在流汗，甚至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想韦斯利一定从我的表情看出来，我不想再同马里诺打交道，我把他归入那种极难相处又不够专业的人，最好能永远摆脱掉。
“你必须去了解他，凯。”
“哼，我没兴趣。”
“他是个很好的警探。”
我不做声。
我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我的愤怒逐渐升级。我知道不该这样做，但话还是像滚水一样冒了出来。“该死的，本顿！我们得为这些女人付出最大努力，如果办不到，还有别的人会遭殃。我不希望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心里有成见。”
“他不会。”
“事实摆在眼前，”我压低声音，“他在马特·彼得森的脖子上套了绳索，不再注意其他的可能。”
谢天谢地，马里诺还没出现。
韦斯利下巴上的肌肉抽动着，他没看我。“我也没有排除彼得森涉案的可能，我还不能确定。我知道若说他杀死他太太，这与其他三个案子不符，但他的情形非比寻常。就拿盖西来说吧，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三十三个小孩，其实可能有几百个。对他来说，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他杀了他母亲，把她切成一块块塞进垃圾处理机……”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我来那套对年轻调查员的教诲，好像一个十六岁的小孩第一次赴约，掌心冒汗，唠叨不休。
“查普曼枪杀约翰·列侬时带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个痴情于女明星的无聊男人射伤了里根总统与布雷迪。我们试着预测作案模式，但并不是永远成功。不可能每一次都预测得到。”
接着他开始报出统计数字。十二年前，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的凶杀案都侦破结案，但现在不过百分之七十四，而且还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案子是陌生人干的，而不是熟人激愤之下的结果。我几乎没有听进一个字。
“老实说，我觉得马特·彼得森有问题，凯。”
这回我听进去了。
“他是个艺术家。人格变态的凶手是凶手中的伦勃朗。他是个演员，我们不知道在他的幻想里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把幻想变为真实，或者是否有作恶的天分，他太太的死也可能只是出于情况的需要。”
“情况的需要？”我睁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瞪着他，瞪着洛丽·彼得森在现场的照片。她的脸是张充满痛苦的面具，她两腿弯曲，电线像绷紧的琴弦般绑在背后，扭转上拉她的手臂，然后割入她的脖子。我看到这个魔鬼在她身上做的所有事。情况所需？我不相信这种话。
韦斯利解释道：“情况所需是指他可能非摆脱她不可，凯。比如说，发生了某件事，她怀疑是他杀了前三个女人，他可能恐慌起来，因而决定必须杀死她。他要怎么杀她才不会被抓到？可以用杀其他人的办法。”
“我已经听过这种说法了，”我平静地说，“从你的伙伴那里。”
他的话像节拍器的拍子一样缓慢而有节奏：“凯，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
“当然。只要马里诺也考虑所有的可能，不要因为定见而使他像戴了眼罩一般。”
韦斯利扫了开着的门一眼，用低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彼得有偏见，我承认这一点。”
“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他的偏见是什么。”
“这样说吧，当调查局决定选用他参加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时，我们作过背景调查。我知道他在哪里长大，怎么长大。有些事你永远无法忘怀，它们会永远刺激你。这样的事总会发生。”
他说的这些我都想得到，马里诺出身贫寒，家世不足与外人道。他同某类人在一起时永远觉得举止失措。那种拉拉队队员、校花等美女从不多看他一眼，因为他不上台面，因为他父亲的指甲下有泥，因为他太“平凡”。
以前我听那些警察说这类故事足有一千遍了。他们唯一的优势是个子大，又是白人，他们借身上的枪与警徽让自己显得更大、更白。
“我们不应该替自己找借口，本顿。”我接口道，“因为我们不会因罪犯有破碎的童年就赦免他们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能用被赋予的权力，去惩罚那些提醒我们记起破碎童年的人。”
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完全了解马里诺的心情，对于他的愤怒我也很熟悉。上法庭面对被告时，我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不论收集的证据有多确凿，只要被告长相端正，穿着干净整齐，那么，十二个陪审员在心里就无法相信他有罪。
现在我什么都可以相信，但必须有证据。马里诺握有证据吗？他真的在找吗？
韦斯利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伸展一下身躯。“彼得有他的本事，你会习惯的。我认识他多年了。”
他走出门，在走廊上左右张望。“见鬼，他到底去哪里了？掉进马桶了不成？”
韦斯利结束了与我们有关的丧气公务，消失于午后艳阳高照的人世间。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犯罪活动需要他的关注与时间。
我们决定不等马里诺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显然厕所之旅把他带离了这栋大楼。我也没时间闲猜。就在我把卷宗锁回桌子里时，罗丝抱着一堆卷宗走了进来。
她郑重其事地停下来，嘴角一派严肃。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我不想听的事情。
“斯卡佩塔医生，玛格丽特在找你，她要我一看你开完会就告诉你。”
我的不耐烦想都不想就显露了出来。楼下有尸体要验，有一堆电话要回，我要做的事足够半打人忙碌了，我不想再加上一件。
罗丝交给我一沓要签的信，像个威严的女校校长般从眼镜下瞧着我，加了一句：“她在她的办公室，我想这件事很紧急。”
罗丝不会直接告诉我。虽然我不能怪她，但我确实很恼怒。我想她知道整个州系统的所有哪怕芝麻大的小事，但她的行事风格是只指出消息来源，绝不直接奉告。换句话说，她尽量避免做一个传达坏消息的信差。她在我的前任凯戈尼医生手下效力了大半辈子，大概是很倒霉的经验，让她养成了这么一套明哲保身的办法。
玛格丽特的办公室在走廊中间，一个小房间，灰石墙同大楼其他部分一样漆成那种无精打采的淡薄荷色。不论地扫得多勤，深绿的瓷砖地板看起来永远灰蒙蒙的。在她办公桌和所有其他桌柜表面，都是印有数据的打印纸，柜子里塞满各式手册，打印机电线、备用带子和一盒盒磁带。完全看不出任何个人特色，没有照片、海报、装饰品，真不知道玛格丽特怎么能同这些毫无生气的东西一起过活。但话说回来，我还没看过有哪个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不是这副模样。
她背对着门，正瞪着电脑屏幕，膝盖上放着一本程序设计手册。我进来时她转过身把椅子转到一边。她脸色凝重，黑色短发乱七八糟，好像曾经用手指耙过，深色的眼睛显得心事重重。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开会，”她开口了，“吃完午饭回来，就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
她交给我一张纸，上面有若干要数据库找出数据的指令，我瞪着它，一时之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有人在找个案的名单，上半页列出项目，下面是几个简单的句子，要数据库找出某个案子。第一个要找的姓是彼得森，名是洛丽。下面是回答，“无此项资料”。第二个要找的是我们的数据库里所有姓彼得森的死者。
洛丽·彼得森的名字不在单子里面，因为她的档案还在我的桌子里。我还没有交给办事员。
“你什么意思，玛格丽特？你没有打入这些指令？”
“绝对没有，”她激动地说，“也没有别的办事员打进去。不可能。”
这下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起来了。
“星期五我离开时，”她接着解释，“和平常一样在下班前把电脑定在响应模式，所以你可以从家里打进来指令。一旦处在响应模式，没有人可以用我的电脑。除非你通过另一台电脑，经由调制解调器打进来。”
这种说法有道理。办公室的终端机与玛格丽特的电脑联机，我们称她的电脑为服务器。虽然局长一直催促我们与街对面卫生与社会服务局的主机联机，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些数据都非常敏感，很多案子还在侦查之中，所以我拒不从命，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把所有数据输入与数十个其他机构合用的中央电脑，无疑是自找麻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漏洞。
“我没有从家里打进来。”
“我也不认为是你，”她说，“你没有理由打入这些指令，你最清楚洛丽·彼得森的档案还没输入。是别人干的，但不是前面的办事员，或其他医生。除了你的个人电脑与在验尸间的那一台，别的都只是终端机。”
她提醒我终端机只包括屏幕与键盘。我们办公室的终端机与玛格丽特办公室的服务器相连。如果服务器关闭或出现故障，而它在响应模式时是关闭的，那么终端机也是关闭的。换句话说，星期五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