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性档案-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拭缮揭患淅习傩盏牟癫菸荩挥幸患揖撸量欢济挥校灰凳裁椿樯蠢穹Ｖ皇怯靡焕Τ衫Φ母吡唤瘴С梢桓龅仄蹋锉咂躺虾窈竦穆蟛荩┤私曳⒌拇植急蛔臃旁谝黄穑退阃瓿闪艘磺幸鞘健�
1945年10月8日，抗大一分校奉命由山东费城出发向东北进军。就在这会儿，抗大还通知刘峰宜回校部一同去东北呢。刘峰宜没有走，她留了下来，要与刘建国过日子。其实那位领导仍然念念不忘刘峰宜，被折磨了好几年，也没个结果。说来也够执著的，但他的运气没有刘建国好。
第二年11月，刘建国和刘峰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当时炮火连天，战事吃紧，部队调动频繁，俩人常常不知相互在哪里。
在没有见到刘峰宜之前，她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只是成千上万名八路军中的一员，只是一名离休在家的老人。
穿过长长的走廊，左拐进屋，有一种豁然开阔的敞亮。房屋的空间很大，中间被横隔了一下，外间变成饭厅，里间就是客厅。一位个头不高的白发老人原本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们进来，忙起身颤颤地迎了过来，她就是年近九旬的刘峰宜。
“早听说你了，上海傅泉打来了电话，罗加也打来电话，说你在找我们这些老八路，这么冷的天，真是辛苦了。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她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目光探究般地端详着我的脸。我深信她此刻的目光纯净如水，热情如火。
老人前段时间一直在住院，身体虚弱，本应卧床静养的，却欣然同意接受我的访谈，令我略有不安。她那浓厚的山东口音，她那真诚的开场白，以及她的风度，都让我对所要开始的访谈突然有了底气。
老人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后是一幅巨大的绿意浓浓的山水风景画。饱满的阳光直射到她的脸上，使得我对她的观察能深入到每个细节每个毛孔。我直感叹，从未见过皮肤如此白皙透明、嘴唇如此红润的老人，87岁的年龄还这样，年轻时不知该多么漂亮呢。我面前的她，早已脱去飒爽英姿的女八路制服了，她穿着一件黑色毛衣，外加一件纯白色羽绒坎肩，配上黑色框边的眼镜，落落大方地坐在我面前，俨然一位超然脱俗的女知识分子。
在刘峰宜的生命中，她始终忘不了那个把她救上山的大高个范维文和那个给她鸡蛋吃的伤员，他们都是她的救命恩人。当然还有那棵不大的荆轲树，也救过她的命，因此，多少年来，她家里一直养着荆轲树。解放后，只要碰到在沂蒙山抗战过的同志，她都打听这两位救命恩人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的一天，刘峰宜碰到一位过去在鲁中三纵战斗过的同志，他姓高。当他听到范维文这个名字时笑了，说他很熟悉这个人，现在厦门呢。刘峰宜激动得不行，俩人一起到了厦门。
范维文根本没认出刘峰宜，把她晾在一边，只顾着跟老战友叙旧。过了很久，刘峰宜终于耐不住了，插话问：“你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叫范维文对不对？”
“我是叫范维文，可我没有救过人啊！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叫范维文的？”
刘峰宜把当时摔下山的情况说了一遍。范维文瞅了她半天，才说：“啊！？那是你啊？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好像是背了个小丫头呀！”
刘峰宜也笑了，说“我现在都是小丫头的奶奶了。”其实范维文比刘峰宜还小2岁，那年他才18岁，但他个子大，腿长；而刘峰宜本就瘦小，加上那时两三天没吃饭了，范维文背在背上时，并未耽误他健步如飞。
厦门一见，刘峰宜和范维文两家人开始走动了。刘峰宜幽幽地说：“可惜，这个同志去年去世了。昨天我还写了一首词给他爱人寄过去。你看我这还没报答他的恩情呢，他就去世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幸福执手，白头到老（2）
刘峰宜感慨地说：“我都不相信我还能活着，我真是个幸存者！”
说起另一位救命恩人，那个拄着拐杖的伤员，刘峰宜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我相信那眼眶里一定充盈着感激的泪水，只是老人很快就将情绪控制住了。她对我说，解放后她还曾在《济南晚报》上登文寻找，终是杳无音信。没能报答这位救命恩人成了刘峰宜一生的遗憾，她分析，这位救命恩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总是想起第一次到刘峰宜家时，她找出过去的老照片，我陪着她慢慢翻看着。我记得照片中的刘峰宜是那么白皙隽秀，刘建国又是那么威武可靠，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无论是两人合影，还是群体照，都能找到他们肩并肩相互依靠的感觉。直觉告诉我，这对老人一生都拥有爱情。那个瞬间我是幸福的，为一对老人曾经拥有爱情而幸福，为看到一对老人的幸福而幸福。有位心理学家测算，这世界上爱情的概率在百分之五以内。他俩无疑是那幸运的百分之五。
记得看完老照片后，我认真地问刘峰宜，怎样评价自己的丈夫？她清清楚楚地回答我：“松柏气节，云水襟怀，留得清白在人间！这就是我丈夫。如果不是‘文革’中横遭磨难，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我相信，刘峰宜对丈夫的思念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当穆青题写的《刘建国纪念文集》放到我手中时，我的目光定在了第38页，这一页印着刘峰宜写的《祭文》。其实是一篇真挚、永恒、动人的情书，它出自一位不平凡的女人对一位不平凡的男人，一位幸福的妻子对故去的丈夫，一位女军人对一位男军人的爱情绝唱。在这个说我爱你，就像喝一瓶可乐那么随意的年代，在这个爱情杯水主义的年代，我看到了一封发自心田的泣血的情书。仅摘抄末尾一段，与读者分享：
爱情忠贞，两心相印。经多挫折，始结良姻。
并肩战斗，恩爱弥真。相濡以沫，携手共进。
矢志永恒，哀君先行。痴痴寻找，杳无踪影！
撕肝裂肺，深味悲痛，强掩凄泣，捧酒奠祭，
望君与我，永远相伴。
呜呼！哀哉！尚飨。
朱瑞看小潘的目光若有所思
1942年元旦，联合文工团在沂南演出时，团长王照华让潘彩琴到朱瑞那儿去借双皮鞋当演出道具。小潘当时心情有些紧张，让她向这么大的首长借皮鞋，她很不好意思。
见到朱瑞后，他非常热情，先让小潘坐下，问明来意后说：“你借的东西我待会儿拿给你，我们先聊聊好么？”说完，他摆了个凳子坐在小潘对面，就那么望着她，若有所思。小潘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低下头去。朱瑞开口说：“陈若克牺牲前，曾多次夸你心灵手巧，给她做的上衣非常合适！她很喜欢你……”说完，他低下头，像在默哀。
过了很久，小潘像是意识到什么，起身要走，朱瑞站起来问：“怎么？！想走？！你借的道具还没拿到啊！”
小潘又慢慢坐下。朱瑞问她：“你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小潘回答：“三八年参加妇救会工作。”
朱瑞问：“你什么学校毕业？”
小潘说：“我高小毕业啊。”
朱瑞接着向他讲述了自己1924年在南京中英中学毕业后，考上广东大学，第二年便被派往苏联学习。
“苏联在哪里？”小潘天真地问。
“苏联是外国，是出马列主义的地方。”接着他给小潘说了许多革命道理……
朱瑞望着小潘的眼睛，终于提出：“小潘！咱们交个朋友好吗？”
小潘很吃惊，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脱口而出：“不行！你多大年纪，又是高级干部，那可不行！”
“我才30岁，就说多大年纪了。”朱瑞坚定地说，“这么说我非和你交朋友不可。”
小潘逐渐醒悟过来，含有歉意地说：“那好！可我得回去请示党支部再说。”
朱瑞温和地说：“若克同志是上海纺织女工，你从小做童养媳，所以我才找你交朋友。我不是找政委管着我，我是找能共患难的朋友，我看你很合适。”
从此，朱瑞和小潘开始交往。
一天，朱瑞把宋诚德指导员叫到住处，他笑着说：“小宋啊，你好厉害啊！”
宋诚德一惊，问：“我怎么啦？”
朱瑞毫不掩饰地说：“你把我给小潘的信给扣下了。”
学校里就那么二十几个女孩子，她们几乎每人都收到许多被仰慕的信件。作为指导员，为了不影响学习，宋诚德的管教颇为严厉，发现类似的信件就扣。
宋诚德说：“我没有看到你写给小潘的信呀？”
朱瑞哈哈一笑，宋诚德立即明白了：“噢，你是用了化名。”
朱瑞不置可否。然后确认说：“我可是用毛笔写的，亲笔信。她说没收到，我估计是被你给扣住了。”
宋诚德说：“我根本不知道是你的信，我要知道是你的信，我就不敢扣了。我也不扣了。”
1942年中秋节，林浩、谷牧、刘居英和秘书毛鹏云几个人来到朱瑞住处，一碟小虾，一碗红烧肉，一盆豆腐，几个人吃了顿便饭祝贺了一下，朱瑞和小潘就算结婚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潘彩琴六年的婚姻生活（1）
小潘从“青干校”毕业后，又转到山东分局党校学习。这时她已经与朱瑞结婚两个月了。
1942年10月，山东分局党校要出滨海区向淮海地区转移。小潘也要随党校转移。出发时，朱瑞去送她，并给她准备了一个干粮袋，里面一半是干粮，一半是栗子，这是当时最珍贵的礼物了。
朱瑞体贴入微地叮嘱道：“你胃口不好，不要乱吃东西，饿了吃几个栗子。”
队伍出发了，小潘本想跟朱瑞多说几句话，因为怕掉队，她接过干粮袋，便去追赶队伍。两个月后，党校返回机关时，朱瑞去接小潘，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走时，你跑得真快，连头也不回就去赶队伍，我送你直到看不见队伍的最后一个人。”
小潘学习的党校与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有20多里。虽然大队长批准小潘去机关休息，可她怕影响不好，就没回师部，直到元旦放假，她才到朱瑞驻地。朱瑞一见到她就埋怨：“走时送你，连头都不回，回来离我20多里也不回来住，放假了你才想到我。你组织纪律性强，怕别人说闲话。好啦，以后我就跟你一起住。”小潘忙说：“不行！那别人更会说了。”朱瑞说：“我是党校校长，以后住宿，我叫党校给我找房子。”
1943年中秋节前一天，朱瑞奉命回延安参加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将临产的潘彩琴，被送往淮北新四军4师。走之前，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用自己做被子的花布做了几件小衣服送给潘彩琴。
1945年12月，潘彩琴带着大女儿从新四军4师出发，日夜兼程，于26日到达通化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
接到电话的朱瑞心情激动。此时东北正是冬季，这个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站在屋外，等着司机给车灌水、烤车，他的头发、嘴角都挂着冰凌。司机劝他进屋等，他不肯，嘴里说：“不冷，不冷！”
一到司令部，他嘴里喊着：“淮北，我的女儿呢？”进门便向潘彩琴娘俩儿扑来，抱起女儿拉着潘彩琴，嘴里喊着：“回家了！回家了！”
那时，他们的女儿已经两岁零三个月了。
1948年9月8日全国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