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强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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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塞外的草原上开始出现农田，继而出现了城市，当中原还处于混乱纷争的血海之中时，一个类似于汉唐帝国的文明国度已经在蒙古草原上悄然兴起。相比之下，中原汉区仍处于五代十国的水深火热之中，实力武将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幕幕篡位称帝的悲喜剧交迭上演，人民在战火中痛苦的呻吟，却又找不到方向。汉唐帝国的天威似乎正在淡去，而北方草原、西域、*世界甚至欧洲都感受到了契丹帝国的文明影响力，以至于很多西方民族都将契丹帝国误认为就是传说中的中华帝国，俄语等斯拉夫语系至今还将中国称之为“Kitaia”，很显然这正是将契丹当作了正统中华的一个佐证。
是的，这个悄然崛起的帝国确实已经隐隐有取代传统汉唐帝国的趋势。
辽太宗收取幽云十六州后，汉文明中的先进成分更以极快的速度输入到契丹帝国的体内。为了治理汉区，辽太宗仿汉制设立了枢密院，随后又扩展到契丹本部，最后形成了南北两府制度。南北两府本不是地理概念，契丹帝国的皇位坐东朝西，群臣分列南北，所以称南北两面，这和汉族的东西班、左右丞是一个意思。两府设立宰相、枢密使、直学士、都承旨、林牙等官员分别管理。随后又将最大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两部，亦称北大王院和南大王院，与奚、乙室两个大部落一同设置了王府，即所谓的契丹四大王府。又为品、乌古等49个小部落设置了节度使司，并以朝廷委派的祥稳作为最高领导，各部落军政大权均归口于南北两府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南北两府的最高领导是皇帝直接委任的宰相，而不由草原上传统的世袭和选举产生，宰相不再是部落首领，而只是国家委派的官员。而南北两府分权，也避免了汉、晋的丞相总揽大权，容易架空皇帝的弊端。
顺便说一下，“宰相”这个词是中国历史上用于对高级文官的尊称，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名称。享用这个称呼的可以是秦、汉、晋的丞相、大司徒；隋、唐的中书令、尚书令、纳言；宋、元的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总之从来没有一个名叫“宰相”的正式官职，恰恰只有契丹帝国，才有这么几个名叫“宰相”的官职。在朝堂上，皇帝和南面官身穿汉服，皇后和北面官身穿胡服（皇帝似乎更汉化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是四时捺钵制，即皇帝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在四个气候适宜的行宫居住，顺便打点猎。宋人对此非常理解，认为这和我们春耕秋收一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并不是游牧习气的残余。
通过这套官制，契丹帝国牢牢掌握了契丹本部、奚部、乙室部和汉族、渤海族的军政大权，这几个民族都成为了融入契丹帝国的本部，而不再是独立的部落。
辽太宗会同十年（西元94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辽太宗（耶律德光）和自己的“儿皇帝”后晋翻了脸，出兵击败了后晋军，进驻开封，将契丹帝国改制为大辽帝国，改元“大同”（此说据《辽史》，《新五代史》称会同元年便已改制为大辽，这一次只是把石晋纳入辽帝国的范畴。以后这个帝国还会在“契丹”和“辽”两个名字间反复改换，我们用两种名称都是同样意义）。辽太宗身穿汉服，在大殿举行登基仪式，宣布即中国皇帝位。这一点是以前的匈奴、突厥没有做到的，既使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洲入关后，也没有穿着汉服即位，可见契丹对中华正统的认同感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虽然由于统治经验的缺乏，契丹很快被百姓赶出了中原，辽太宗以天气炎热不适合契丹人居住为由退兵。但是请注意，契丹人是被中原百姓而不是军队赶走的，试想如果不是契丹而其他游牧部落，会主动撤离吗？而抗拒淫威的百姓又会遭到什么下场？总之，从制度、精神、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全面转化为汉式帝国已经成为了契丹民族的一个共识，而同时中原又开启了第四代——后汉，仍然处于混乱的纷争之中。
辽世宗（耶律阮）的即位对于契丹民族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位在汉制下继位（也不完全是继位，半抢夺半继承）的皇帝更加旗帜鲜明的改用汉式帝国体制。在他之前辽帝国的仿汉官制并不规范，既有秦汉的太宰、太尉、大司马，又有隋唐的中书、门下，也有五代以来的枢密使，机构重叠，职能不明，到世宗朝一律改组规范。辽帝国终于彻底走出了不成熟的部族体制，走过了过渡阶段，成为一个完全规范的现代化帝国。更重要的是辽世宗彻底废止了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传统的分封体制，取缔了全部贵族的所有独立主权，更取缔了契丹本部唯一的一个分封国——东丹国，并且制定了各民族基本平等的法律体系，使汉人、渤海人都成为辽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再是异族奴隶。他还效仿后梁，解除了契丹贵族及其家奴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事实上按西方人的观点，这是封建生产关系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标志），使帝国领土上的各族人民都成为帝国的公民，这就彻底废除了古代贵族形成家族独立政权的社会基础。虽然由于继位的合法性问题，更由于他取缔贵族特权，触犯了既得利益，所以他的下场和商鞅一样：被本国贵族所仇杀，但是他的改革制度已经成为辽帝国的基本制度不可回改。当然，这时的契丹帝国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为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直到西元1804年，才由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所建立。但是，辽帝国已经废除了部落制和分封制，并且基本消除了内部民族压迫，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军队国有化的、公民化的规范单一制帝国。他的政治文明不亚于伟大的汉、唐帝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堪比后来的宋、明帝国，更不用说南面那些已经完全丧失了伦常，打得头破血流的诸多小国了。
而直至西元960年，当这个堪称伟大的帝国建国44年，正值极盛之时，我们的宋帝国才刚刚建立。而且一方面面对着强敌环伺的局面；一方面几乎被所有人看好，将要步五代的后尘，被军阀篡位，顺理成章的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难道汉民族的强盛已经走到了尽头？难道孔孟先师为我们创造的伟大文明、汉武唐宗为我们带来的傲然自信就要在公元的第二个千年交给契丹民族了吗？
是啊，抉择摆在了汉民族的面前：要么承接第五代，开启第七代；要么脱胎换骨，用更新的文明形态去除五代之殇！宋太祖、宋太宗在这个历史的转折路口带领汉民族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也使契丹人和世人认识到：宋帝国，已经走出了五代的桎梏，以一种比汉唐帝国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崛起于神州大地之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宋辽争雄，力拔头筹
宋辽争雄，力拔头筹
一山不容二虎，天下虽大，却容不下一个雄心勃勃欲引领天下正统的辽帝国和率领汉民族欲重光汉唐天威的宋帝国并行于世，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宋辽两国必须有一个了断。而以双方的实力对比而言，没有谁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像汉帝国驱逐匈奴、唐帝国驱逐突厥那样将对方直接赶走，数十年的惨烈战争即将上演。
双方的最初交锋是宋太祖在伐北汉的过程中与契丹援军之间的战斗，双方互有胜负。但由于宋太祖攻克北汉的意图不够坚决，所以在遇到契丹援军后就较快撤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会战，双方真正较量还是发生在宋太宗攻灭北汉的大战之中。
太平兴国四年（辽景宗乾亨元年，西元979年），宋太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商定了*北汉的大计。在这里发生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对话，首先是宋太宗向众人提问：“为什么周世宗和太祖都是英雄盖世，却在伐北汉的战争中屡次失败？太原是不是一座根本无可能攻克的坚城？”作为一名领导，问这种问题本身就不是很合适，因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您当时是参会者，您怎么回答？如果您回答：“是的，太原城壁坚完，又有契丹相援，可谓固若金汤，坚不可摧，所以连周世宗和太祖这样的盖世英雄都未能攻克！”这样就是典型的逆着领导说话，太宗召开这个会议摆明了就是要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去夺取*北汉的最终胜利，您却来一句太原坚不可摧，显得您很不会做人；但如果您反过来回答：“不啊！太原是孤危之城，只要我大军压境，必能攻克。”这样倒是顺了领导的意思，但是问题就更大了，既然太原“必能攻克”，那为何周世宗、宋太祖三伐北汉都以失败告终呢？这不是暗示太祖无能吗？！所以，这场帝国最高军事会议上，太宗一开口就把一道非军事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一下子大家都没法吭声了。
不过所幸的是，时任枢密使的正是我们上一篇讲到最最深谙机关工作之道的名将曹彬，他以极其巧妙的回答帮大家也包括太宗本人圆了这个场。他答道：“周世宗是盖世英雄，本来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主力部队围定太原，符彦卿带兵赴石岭关阻击契丹援军。却不料史彦超轻敌冒进，战败身亡，造成周军士气大挫，所以失败。而太祖是纯粹运气不好，碰巧驻扎在了甘草地中，造成军队发生大面积腹疾，自然不能取胜，不是太原城本身有多么坚固。而我们现在兵甲精锐，士气旺盛，又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人心所向。若此时出兵，吊民伐罪，必然能够摧枯拉朽，一举攻克！”
鼓掌，鼓掌。好一个会做人的名将，一番话既没有折了周世宗和宋太祖的面子，又顺应了宋太宗要出师的意思，给大家都解了围。
当然，当时也有人提出反对。平章左仆射薛居正就不赞同出兵，他提出：“太原城异常坚固，又有辽帝国的援助，很难攻克。再说太祖坚壁清野，把这个国家搞得来贫困不堪，已经不值得一打啦。”史书上的原话是：“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实不相瞒，这里是有一点疑惑的。薛居正先生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哲学家，是《旧五代史》的主编，一生还有《文惠集》、《薛居正集》等大部头著作，《全宋文》一共收录了他三篇文章，并且在“势”的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他为官多年，按说已经深明大义，怎么会说出这么不符合常识的话来呢？太祖坚壁清野就是为了穷困北汉，为最终的总攻作准备，岂有反而因此认为不值得一打的道理？不过不管怎么说，有了主将曹彬的支持已经够了，太宗下令集结部队，进伐北汉！
契丹帝国方面，辽景宗（耶律贤）紧急召见了宋帝国驻辽大使，质问为何要无故侵略他的小弟弟北汉。宋使当时回答得非常争气：“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