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非常之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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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李德非但不听劝告，而且当面训斥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怕双方争吵起来，故意错译为：“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刘伯承苦笑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又有一天，李德去参谋总部路上，见到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饭，一脚飞起踢翻饭锅，刘伯承见此怒不可遏，这明明是欺负中国人，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然而去，向中央局书记博古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他调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为正确的军事路线而受打击的刘伯承，在红五军团的岗位上，仍旧刻苦自励，认真工作。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都非常尊重他，遇到问题常向刘伯承请教。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
这时，博古等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人，开始长征。
刘伯承所在的红五军团担负全军的后卫掩护任务，命令传到后，董振堂、李卓然立即把转移命令告诉了他。
刘伯承叹道：“失败，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按目前的形势也必须要转移，但不知道中央对于转移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和部署？”
董振堂直话直说：“军委的命令很简单，也比较含糊，只说了我们军团的后卫任务问题，对整个转移的目的、任务没讲。”
李卓然补充说：“中央的决定可能与目前的严重敌情有关，有些具体问题，恐怕还没有来得及做进一步研究。”
刘伯承在困难时刻，毫不悲观，“不管前一段情况如何，现在马上转移出去是必要的，因为许多时机已经错过，改变打法恐怕也不行了。
现在我们转移到外线去，最起码把敌人调动开，发挥我之优势。”
他认为董、李军团首长要召开干部大会解决思想问题是一个很切实际的措施。
董、李对干部传达军委转移命令，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
刘伯承在董、李的支持下，告诉大家：同志们对一年来的作战有意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实战证明我们红军确实失利了。
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不行了，那也是不对的，那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向大家提出希望：我们党还在，红军还在。
目前我们的转移，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算是认识错误的第一步。
他受贬而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党的团结，坚决执行任务，这种高尚品质，使许多人深受感动。
人们也知道，五个月前，刘伯承在《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中，把机动战的原则和具体实施方案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要求游击队首长“必须是政治坚定，行动机警而熟于游击战术的人”，“要抓住主动权，机警地进行警戒、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游击战术，千万不可老是一条路和呆停一地，给敌人以伏击和袭击的机会。”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8）
“敌人的堡垒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堡垒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
刘伯承倡导的“游击队集团”及其活动要领，是多年军民合作共同创造的总结，可惜被当时的中央所拒绝，不然不至于造成被迫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后果。
刘伯承关于游击作战系列思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游击集团把日本侵略者的‘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等一一给予重创。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1）
一周四捷音1935年1月，刚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担负指挥任务。
首先碰到乌江南岸开辟渡口的问题。
江面宽达250米，水深浪高，架设5米宽的浮桥，器材和技术是大难题。
刘伯承集思广益，终于决定利用竹筐填重石代替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代替桥墩，再用竹筏连结紧，上铺木板充作桥面。
红四团强渡成功，拿下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的猪场。
1月3日下午，中央领导和第五军团顺利通过浮桥，把天险乌江踩在脚下。
但必须消灭小镇深溪水的一个营的黔军，才能逼近遵义。
刘伯承指挥第二师第六团，于1月6日，冒着大雨，突然夜袭遵义城15公里的外围据点深溪水，由于行动迅速秘密，敌军麻痹，敌兵来不及穿上衣服就纷纷当了俘虏，敌营长在逃窜中被击毙。
兵贵神速，1月7日，刘伯承决心智取遵义城。
派六团化装成敌军，随着俘虏来的敌连长和士兵前进，利用夜色朦胧，诱开城门，红军部队即刻涌入，迅速肃清城楼守敌，全团二十多名司号员吹出雄壮的冲锋号，主力部队冲进城里，敌军张皇失措，一部被俘，一部北逃。
刘伯承指挥第四团，于1月8日攻克了遵义北的娄山关。
由于三军团早已截断了遵义至贵阳的交通线，此时遵义的周围全为红军所控制。
刘伯承率领的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他被委任兼遵义警备司令。
他参加了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清算了三次“左”倾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由于形势紧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未清算。
重新由毛泽东领导军队，在最危险情况下挽救了党。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
刘伯承对于毛泽东“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的战略思想极为赞成，并且以此作为自己作战的指导原则。
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从西康经云南流入四川，是长江的上游。
水深流急，地势险峻，不能徒涉，也无法架设便桥，惟有靠船摆渡。
蒋介石的飞机常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部署金沙江北岸部队占领金沙江各个渡口。
红一军团进至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上敌机低空骚扰，无法渡江。
红三军团在洪门渡也渡江不成。
在严重情况面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进行研究，决定全军从皎平渡渡江。
刘伯承立即赶到干部团，同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具体行动部署。
决定以二营为先遣支部，五连为前卫连。
事关全军存亡，立即出发。
为了便于实现部署，刘伯承随先遣支队一起，向皎平渡疾进。
急行军两昼夜，先遣队于5月1日下午抵达距皎平渡四五十里的一个村子，刘伯承命令封锁消息，他抓紧时间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自从红军进入云南，敌人担心红军北上，就把这一带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断绝了两岸交通，并不断有侦察兵划船过来探察消息。
刘伯承当即命令萧应棠率领先遣支队前卫连，即刻轻装急进，突袭皎平渡。
任务十分紧急，前卫连顾不得吃饭，大家带上干粮出发。
前卫连赶到江岸，太阳早已落山，没有发现敌人，只是见到江边有两只小船。
萧连长命令部队隐蔽，准备战斗，同时派出侦察组前往了解情况。
船是敌人过江侦察情况的，前卫连侦察员被船夫当做回来的自己人，在夜色朦胧中，侦察员顺顺当当地登上船，把枪口对准了船夫的胸口，船夫方才知道当了红军的俘虏。
这时，刘伯承、宋任穷赶到了。
船夫提供了确凿的敌情：对岸镇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外有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
长征多险关克难创奇功（2）
敌人戒备不严，因为没有算计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
“天赐良机！”刘伯承果断地命令前卫连：“立即迅速渡江！”萧连长带领了两个排的战士立刻登船划向对岸，敌人的哨兵还以为是自己人，让船安安稳稳地靠岸，结果哨兵成了俘虏。
战斗在镇中展开。
敌人一个连和保安队，刚要进入作战时，他们就被我前卫连消灭了。
皎平渡完全被红军控制。
刘伯承十分高兴，立刻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报告喜讯，同时他指示先遣队继续挺进，为大部队渡江担任警戒。
他命令干部团沿北岸的东西两侧派出部队，积极寻找船只，还要做好阻止敌人反攻渡口的准备。
渡江是一件复杂细致的任务，干部团得到群众的支持，又从上下游收集到6只小船，刘伯承召集有关人员组织了渡江委员会，负责指挥整个部队渡江。
附近村庄的一批内行船家，受到雇请，使摆渡的安全系数大为增加。
渡江工作安排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指挥部过了金沙江。
中央诸领导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奇巧和组织大军渡江工作周密有方，赞赏不已。
毛泽东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
当时我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刘伯承向宋任穷兴奋地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160里。
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呢？可是，我们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其所以能如此，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靠群众。
没有这些，那就根本做不到！你说是吗？”
宋任穷听了很感动，他深切地体会到：刘总参谋长深入细致的好作风，为这次袭击皎平渡渡口的成功，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而他谦虚律己，把功劳归于中央、群众和部队。
通过彝民区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纵队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经冕宁大桥镇向彝海（当时地名叫渔海）地区进发。
这个地方的彝族的一支沽基家支，不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部队，生怕会攻打他们。
他们的头人小叶丹率沽基家男女老幼集结在彝海周围的山林里摆开了要打仗的架势。
不管从工农红军急于通过彝民区的任务来考虑，还是从党的民族政策着想，只有一种选择：绝对不能开火。
前卫连奉命停止前进，虽然工兵连受到袭击，也得掌握既定的方针。
萧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民族政策，耐心讲解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说明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官军”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压迫人民的四川军阀，分汉人财主的衣服粮食。
红军只是借道过路，决不留宿。
这番宣传工作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