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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联想风云:揭密联想集团管理内幕-第5部分

小说: 联想风云:揭密联想集团管理内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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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集团)联合公司达成了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公司的意向。  “设计中心”的目标是“集成电路”,也就是开发制造计算机的控制芯片。毫无疑问,它在计算机产业的“微笑曲线”上属于高端产品,所以倪光南一说起来就会两眼放光。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这件事情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他甚至想到仅仅依靠北京和香港的技术人员还不足以担此重任,所以指示香港联想至少再招聘15个研究人员,还试图在美国寻找芯片设计专家。这两件事情经数月推进全都进展不利,于是他便来到上海开辟新的舞台,果然三方一拍即合。  有证据表明,倪光南曾在4月23日的总裁室会议上将“上海计划”向柳传志和曾茂朝报告,当日的会议记录写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一句。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柳传志当时仍在权衡此事利弊,所以总裁室的会议并未形成决议。  从倪光南的立场上说,他急于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投入到“集成电路”,是有理由的。当日“联想汉卡”的颓势已无可挽回,而微机事业部的诞生以及杨元庆的大权独揽,又决定了倪光南不能像在昔日主导“联想汉卡”那样来主导“联想微机”的未来。在公司最重要的产品中不能拥有一席之地,这和一个总工程师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相符。假如一个技术领袖不能在公司的技术方向上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他的威望乃至在公司的地位都会发生动摇。但是我们更愿意以广大而积极的眼光来看待倪光南的选择。90年代中国大举拆除贸易壁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响彻四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外国公司大举进入,让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1994年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我们只要稍微一想就能明白,联想公司杨元庆和倪光南主张的两种技术方向,正是中国社会潮流的反照。从纯粹技术的立场上来看,1994年联想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不过,战斗却是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作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其中又以研制“中国芯”的呼声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年3月比尔?盖茨来到中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产品信息,会晤政府高官,在千人大会上演讲,还成了国家主席###的座上客。本来这些活动并无恶意,可却刺激了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有个媒体的记者请王选发表评论,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方正集团总工程师利用中国文字中的一对同音字阐述自己的看法:“计算机领域的国际竞争,是斗智。决定成败的因素固然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斗志,那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竞争。”用这话来对照当日的联想,那么很显然,杨元庆是在“斗智”,而倪光南是在“斗志”。  中国人对“中国芯”的热情随着气温的升高日愈高涨,在夏天达到顶点。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满盘皆输。中央政府特别热中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研究,甚至制订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对柳传志表达了对 “中国芯”的期待之情,希望联想也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  看来倪光南的“上海计划”迎合了时代潮流。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的头脑冷静下来。就像我们在前面反复叙述过的,柳传志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既“斗志”又“斗智”。当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的时候,他宁愿屈从现实,也不会贸然行事。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的投资,又估量市场销售的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吕谭平和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

“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2)
吕总、倪总:  关于在上海建立设计中心一事,我已和倪总表达过我的意见。现归纳如下:,  一、生产板卡为我们长期的业务方向,所以建立设计芯片的开发中心,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是应该积极推进的。  二、由于我们是一个企业,不是一个研究所,所以做这件事大概要有如下条件:  1。要有销售市场。由于我们自己销售板卡,所以此项具备。  2。要能引进最先进技术。这条目前我认为无把握。  3。要有得力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形式。这条目前尚无较可行的解决方向。  4。有资金条件和高水平的开发人员。经过努力后有可能做到。  三、上述四条缺一不可。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第三条。这件事情是由香港联想负责的,所以请吕总再认真考虑。我本人意见不同意仓促合资,最起码要对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向后,再考虑和上海进行形式上的紧密合作方式。  要理解柳传志的想法,那就必须懂得,市场上的选择和实验室里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的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一个卓越的经理当然心怀改变世界的梦想,这一点和卓越的科学家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在于他不会被那些梦想牵着鼻子走,他永远只做自己能力所及、而又有利可图的事。他有足够的智慧辨别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柳传志在“集成电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在技术背景、工业基础、资本实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营销方面,都还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格局。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然而从操作的程序上看,柳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此前吕谭平已经宣布此事,在香港报纸上早就掀起一阵旋风,就在柳传志写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计算机世界》也在首页头条消息中报道:“联想与长江、复旦、携手发展专用芯片设计中心”。“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连续两个星期都是众目所瞩。复旦大学杨福家校长出来讲话、上海市的政府官员把倪光南奉为开路先锋,大家全都容光焕发,觉得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可现在,柳传志的几行字便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锅已经做熟了的米饭就此闷在盖子下面不能打开。这让公司上下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  “这是柳传志第一次向我说‘不’。”倪光南后来这样说。这话不错,在这之前柳传志的确对他百依百顺:停止“软汉字”、上马程控交换机,让周晓兰把他奉为“神”,让曹之江把他当“老师”,把刚刚就任的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再撤下来,全都历历在目。他无法想象柳传志会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与他背道而驰。  “你说,”他质问柳传志:“我的想法怎么不对?”  柳传志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说服总工程师。于是问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让:“意见不同我也要办。”  公司高层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实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问题在于,倪光南和柳传志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后见诸报端,被京城的评论家说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它包含了“资本支配知识,还是知识支配资本”的重大命题。其实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么深奥莫测,也许它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诸如此类的争端如果发生在西方,当事者总是就事论事,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倾听别人的意见,又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评判和调节,其目的在于取得实际效果,而非强求一律,更不会逼迫别人认输。假如简单的方法不能奏效,他们宁可转身走人也不愿意纠缠不休,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不包括“你死我活”这种因素。我们的国家则是一个习惯于“是”的民族,不喜欢说“不”也不喜欢听“不”,多少年来就是如此。如果有个“不”字突然横在两人中间,那就一定会造成巨大的不幸。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作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倪光南显然也不否认。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决裂,说起来真是一个悲剧,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还在后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内心的愤怒,因为“这个‘不’以后,永远都是‘不’了,不再有‘是’。”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的指责。财务总监胡靖宇的一些行为叫总裁室不能满意,被柳传志撤换,而倪光南坚决不能同意。倪光南提议将80人的程控机事业部改成子公司,又被柳传志制止。柳的理由是这个部门产品积压,严重亏损,变成子公司将更加难以控制,但是倪光南认为这是柳传志大权独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传志说,倪光南是在和自己“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会议的气氛剑拔弩张,有一次居然把两个副总裁吓得直哭。    

“中国芯”:一次战略抉择如何演变成个人纠纷(3)
多年以后两人谈起当日纠纷,彼此仍然不能原谅,但是全都冷静下来。倪光南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只是散伙的形式不好。倪是冷静的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他这样说就表明过去那段美好时光仍在他的记忆中。柳传志对倪光南也保留着一些美好的评价。比如有人说,倪光南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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