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的人:德国当今的两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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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可以越来越明显地觉察到德国社会中存在的离心力，而凝聚力则在消失。德国社会正处在瓦解的边缘。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就是首先从社会中分离出去的群体。这就是二者之间最危险的一大共同点。出自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批评总是将责任推到单一的一方头上，不是由于富人的贪婪就是由于穷人的不劳而获。但通过仔细的观察就能发现，其实他们都必须对此负责。这两个群体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对社会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同时与中产阶级划清了界限。就像从两端同时燃烧的蜡烛，这两个阶层也在同时消耗着德国社会。德国由此产生了上层和下层这两个聚居区，这里成了他们各自的平行社会。为了尽可能地远离大众，他们在自己和其余的社会中制造了一道屏障。这点在孩子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职业中学和特殊学校里几乎只有下层阶级的孩子。而有钱人的孩子则全部就读于私立学校。各类协会是德国民间的传统组织，但有钱人则更喜欢参加只对会员开放的俱乐部，其次他们还热衷于成为某一行业联合会的会员。下层阶级则没兴趣加入任何组织。宗教界也觉察到了这一现象，教区中基本上只剩下中产阶级的信众。来自汉堡的牧师扬欣里希克劳森a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教众的单一化过程，在我们的宗教生活中很难再看到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的参与。”人们在参与各类组织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和拥有一种社会归属感。这一感觉的消失则表明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变正在发生，即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转变。勤奋、纪律、付出和公平，这些所谓的公民价值，如今几乎只存在于德国的中产阶级心中。
旁门左道成为上下阶级的生活常态
上层和下层阶级都在把使用旁门左道视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为了骗取更多的救济金就是为了偷税漏税，而政府无意间也助长了这一行为。德国的税法及社会福利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两部法律。制定这些繁复法律条文的初衷是希望让出现的每一种情况都能有法可依，因此，在德国就出现了极其臃肿的法律体系。立法机构在努力使其面面俱到的过程中，仍在不断地增加这一体系的规模。而上层和下层阶级却懂得如何在法律系统中寻找和利用漏洞来为自己谋利，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着代代相传的丰富经验。在这方面，有钱人比领取救济金的穷人更占优势，他们背后存在着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新兴避税行业。穷人则得在这上面自己动脑筋。这些羊毛最终都出在了中产阶级身上。他们一方面不能领取救济金，另一方面其所交的税收都被直接从薪水中扣除了，就算是1000种合法避税的方法也不能使其收入增加多少。旁门左道的花招只会给平行社会的居民带来好处，中产阶级则完全用不上。
第5节
上下两个阶层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顾虑，他们对此的态度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漏洞并没有什么错，这虽然不算是正当的行为，但也没有触犯法律。反正都是政府的钱。这两个阶层对国家的民主体制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对于典型的下层阶级来说，民主与其似乎没什么关系。而曾经在国家政治中拥有主导地位的上层阶级如今对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也充满了不屑。
作为经济因素的平行社会
平行社会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有利可图，德国国民经济中两个最庞大的行业则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救助行业正在经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奇迹，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认为需要救助而成为了这个行业的顾客，从而也造就了下层阶级特有的生活形态。金融行业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他们从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中受益匪浅。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政府及社会的作用仅仅是转嫁其风险。金融行业的存在造就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形态。
平行社会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经济因素，对上述两个相关行业的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所达到的经济规模。社会救助行业所拥有的从业人数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名列第一，而金融行业则掌握着社会上大部分的资金。除了政府和社会组织之外，工作原本是德国社会的中心，所有的事情都曾围绕其展开。如今这一协调一切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弱。下层阶级对工作毫无兴趣，只想靠其他人所创造的价值生活。上层阶级的大部分经济来源也非其亲手创造，被称为资本收入。
汽车企业BMW在2011年的业绩再创新高，其首席执行官诺贝特莱特霍费尔a在那一年的薪酬达到了616万欧元。他无疑可以算作是德国最富有的1％。但是莱特霍费尔仍然需要为他的薪酬付出劳动，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受雇佣的中产阶级。昆特a家族拥有BMW企业几乎一半的股份，约翰娜昆特和她的孩子们并没有为其所拥有的公司份额工作过，而是通过继承得到的。市值上百亿欧元的BMW股份只是这个德国最富有的工业家族财产的一部分。他们从BMW公司2011年的业绩中获利了6。5亿欧元，是其付给莱特霍费尔薪酬的105倍。昆特家族当然不可能比他们收入最高的员工多付出105倍的工作。他们只是通过其掌握的资本来赢利，其收入已与工作和付出完全脱节。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下层阶级身上，其不劳而获无非更透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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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上层与下层阶级的不劳而获
当我们将工作世界想象成一艘船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分工情况。在拼命划桨的是中产阶级，他们保证了船的动力。诺贝特莱特霍费尔这样的人则充当了船长的角色。他在舰桥决定着前进的方向，为此，他被付以高得离谱的薪酬，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和整船的船员一起经历着大风大浪。而昆特家族的人就像是船主，他们无须和船员一起出海冒险，只要在安全舒适的港口等待盈利的返航。下层阶级也不在创造价值的船员行列，但他们通常也并非自愿无所事事，其中大部分人因为毫无一技之长而被现代化、全球化的经济淘汰。从经济角度看，留在港口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不属于生产者而是消费者。这也是他们的一大共同点。他们依靠中产阶级所创造的价值生存。其典型的收入并非工作所得，而是社会救济金及资本投资收益。这并非单纯的国民经济问题，因为按劳分配的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是社会道德基础的一部分。它不仅保障了社会的富足，同时对社会的内部团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德国文化的核心部分，目前还没有其他价值观能够取代其地位。但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来说，这一价值观却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政府对这一现象的纵容将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那些从没在海上奋力划桨的人根本体会不到相互间的激烈竞争和之后的筋疲力尽，也体会不到手上的老茧和劳动带来的满足感。他们无法想象德国经济在过去的几年所承受的国际竞争压力。其所持有的标准和价值以及行为准则都与劳动者的标准背道而驰。这也是为什么看似分处社会两端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拥有相似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作为无须付出劳动就能获得收入的人，许多长期失业者特别是拥有家庭的那些，即使外出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也不会比政府给的救济金更多，而大多数有钱人根本不需要在自己的企业中上班就能获得不菲的利润。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将精力转移到更有利可图的事情上面，比如利用法律的漏洞从税务局或劳动部门获利。不劳而获与旁门左道有着典型的因果关系。
社会学家西格哈特内克尔观察到：财富阶层们已经对劳动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成功的标志是分红和利润，经济利益已经取代了辛勤劳动。上层阶级的成功不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是其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命中注定要获得成功。下层阶级眼中的成功也与付出脱离了关系，因为其缺乏由此走向成功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在他们的生存环境里可以说少之又少，即使有人做到了也会选择马上逃离原来的环境。下层阶级习惯于将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彩票中奖、参加选秀节目或坐等职业介绍所为其推荐的好工作。可见，他们的成功也归结于命运。下层阶级想要在德国变成中产阶级是非常困难的，上层阶级的地位更是不会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因此基本上只待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哪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流动性像德国这样贫乏。柏林科学中心的赖因哈德波拉克在一项研究中证明，德国的社会流动性仅仅存在于中产阶级当中。跨阶级的纵向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各阶层的群体之间基本不会发生人员流动。上层、下层、中产各居其位。只有当社会发生危机时才会出现社会阶层降低的情况，这种恐惧只会在中产阶级中传播，因为上层阶级明白其财富即使在最糟糕的危机中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去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好地证实了这点。而下层阶级对此也无须担心，因为政府总是能按时发放救济金。
第7节
中产阶级选择视而不见
社会流动不是唯一局限于中产阶级的现象，财富分配斗争基本上也只存在于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对于雇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该如何分配，工会和雇主各执己见。然而对像昆特家族这样的资本所有者从中获取的利益，工会方面则闭口不提。乌尔里克赫尔曼a称之为“一种奇特而盲目的阶级斗争。真正的资产阶级被忽视，斗争则在雇员之间展开”。看来阶级斗争如今也仅局限于中产阶级。在国家分配政策的讨论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也都能置身事外。公共交通支出、诊所费用、育儿补贴，特别是个人所得税都是政客们讨论的问题。那些无须工作的群体自然不在征收对象之列，只有中产阶级才是为这一切买单的人。而真正的财富再分配却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以资本收益和政府救济金形式被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同时取走的社会财富。长期以来，德国的中产阶级不单被视为是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代表，直到人们意识到了其他边缘群体的存在。2003年，柏林的历史学家保罗诺尔特b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新兴下层阶级的文章，首次引起了公众对这一边缘群体的注意。尽管对下层阶级的各种讨论始终徘徊于问题的本质之外，但德国民众意识到下层阶级问题的时间还是比其发现上层阶级所发生的变化早了近10年。关于财富阶层的社会讨论始于2011年夏季的占领法兰克福金融区运动c。为何中间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之一是公众话题的转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不同的话题被推到了德国公众眼前，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都在谈论环境和公民自由问题。而到了90年代，两德统一问题是人们眼中的重中之重。世纪之交后，德国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