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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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晚年，沉心书斋做学问，冯友兰先生与外界的联系少了，自然对一些东西了解得不很及时不很确切。这时候，女儿宗璞作为冯先生沟通外界的“耳目”之一，有意向冯先生透露了一些外面世界的消息。“文革”骤起，天下大乱，宗璞在中国社科院上班，自然会听到种种传闻。一日回家，她告诉父亲：现在外面人说，江青组织批林批孔，矛头其实暗指总理……对宗璞的提醒，一心追随新中国的冯先生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赶忙极严肃地阻止：不敢乱讲？你可不能分裂中央啊！宗璞说：父亲当时是不听“小道消息”的，他只信“大道消息”。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冯友兰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冯友兰高寿，大家问长寿秘诀，他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冯友兰与金岳霖同庚。1983年，两位老先生在做88岁“米寿”（米字拆开是八十八）时，冯友兰写了两副对联，一副给自己，一副送金岳霖。给自己的一副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胸怀四化，意寄三松。”意思是不能止于“米寿”，期望能活到“茶寿”（茶寿：是108岁，“茶”字上面“叀笔嵌旅嬉部刹鹞耸耍８鹪懒氐亩粤牵骸昂沃褂诿祝嗥谝圆瑁宦鄹甙茁恚莱嗯！！鼻傲骄渫罅骄涫嵌越鹪懒芈呒吐鄣婪矫娴脑尢荆郝郾绫裙锪摹鞍茁矸锹怼甭垡撸宦鄣莱镒徘嗯５睦献印�
【为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写成，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由美国人D·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英文。卜德在《冯友兰与西方》一文中说此书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此书出版以前，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书只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部。学术界的反应是关注和赞赏《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之处。学术界高层人物的反应是迅捷而热烈的。该书上卷刚刚出版，清华大学就把它列为《清华大学丛书》。进入这套丛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审查者都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冯友兰的这部书主审查人是陈寅恪和金岳霖。
1946年冯友兰访问美国的时候，用英文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小史》，后由涂又光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
20世纪60年代，冯友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书名也叫《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前两册。这两册书，不免带有那个年代的强烈的特点，后来被冯友兰完全抛弃。
晚年，冯友兰先生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一位年过80的垂垂老者，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据他最后的博士生回忆，冯先生视力有障碍后，全靠记忆指导学生协助自己编书，需要引用什么资料，他凭记忆让助手去某处查某一部分，然后由助手念给他听，由他决定取舍。一般他所要查找的资料，与他所说出的书籍出处竟然无大出入。对此他自己却说：“我现在好像‘反刍’，把吃过的东西再咀嚼一遍，也增加不了什么材料。所以后面几卷分量不大，每本都写得简短，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行了，不像有的愈修改愈多。”
进入80年代，冯友兰终于可以斩断名缰利锁，发挥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写出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冯友兰晚年坚持着一口真气笔耕《新编》，完全是一种信仰的支撑：“不依傍别人，只写我自己”。
年过90之后，虽然冯友兰每天仍从9点钟开始工作，但由于行动不便，处理生活费时，后来便坚持上午不喝水，以免上厕所。最后一两年，在宗璞夫妇的陪护下，冯先生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家庭与医院之间。1990年初，冯友兰躺在病床上，慈祥地望着床前的女儿，低声倾诉：“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也；张横渠又说，生，吾顺事，没，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先生在此所表述的，大概就是他在以往著述中多次推崇的“明于生死之道”的人生境界。1990年7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杀青，同年11月，在他95周岁生日到来之前几日，他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境界】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倒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上课去了。
冯友兰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也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四边形期的混乱状态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冯友兰曾撰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写了挂在书房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冯友兰尝引用《西铭》的末两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来说明自己对待生死的态度，虽然风狂雨暴，他活得很怡然、泰然。他生前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这一联现在就用甲骨文刻在冯友兰的墓碑背面。
【传道】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中，有两位先生可以不用讲稿就把课讲得出神入化，一位是哲学系的冯友兰，另一个就是经济系的陈岱孙。
冯友兰讲“中国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之外，外系学生也慕名来旁听，将一个100多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有些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总要点名，他讲课很通俗，不去进行一步一步地逻辑分析，而是常常讲一些哲学史上的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把他讲的意思也都体会了。所以冯先生的课可谓讲得清楚、生动，学生有时根本就不用记笔记。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各有特点：汤用彤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受伤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想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时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1938年，钱钟书将要从巴黎大学回国时，许多地方争着聘他，最后还是清华大学占得上风，聘得才子。促成这件事情的是时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冯友兰就此事曾给梅贻琦一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杨绛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言论】
冯友兰说：哲学史人类精神的反思。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后者求真。
冯友兰先生说话有点口吃，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冯友兰在其《自述》中说：“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冯友兰认为辛亥革命其实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
冯友兰认为，所谓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民主的办法就是选举，“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
冯友兰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民国时期，冯友兰曾给洋人讲《庄子》。有一天，他走进一个叫恒石安的外国人的办公室，没头没脑地给人家说：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
冯友兰自称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冯友兰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认为学界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所行的礼很复杂，有一种人是“侍候客的”，很熟悉这些礼，他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儒”，但身份却是仆役，称为“小人儒”。他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