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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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教诲】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詈讽】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