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哟ブ校踔辆醯盟亩檀θ醯阋彩鞘置飨缘模乙恢备慕淮蟆Ｎ宜档氖撬３９嗟叵氲礁鋈说牡檬В惺崩┐蟮侥岩约菰Φ牡夭健１热�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梁漱溟晚年和冯友兰见面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论战】
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大门，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先生的湖南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后来，杨先生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找老师来的。经杨向蔡元培校长的推荐，给这位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月薪仅八块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学习，晚间回杨家住宿。杨先生曾同时告诉梁，这位青年叫什么名字，但梁并没有记住。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至今让人记得的是他与毛泽东的论战。在很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可能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与毛泽东谈话8次，其中2次谈了通宵。后来梁回忆说：“毛主席给我的谈话，就是论持久战的那些观点，中国不妥协，日本必败。……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1950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泽东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为了落实党的政策，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当有人向梁漱溟转述毛的话，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逸事】
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是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梁漱溟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经说过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得事情：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到兴头上，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很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但梁却不善于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据说，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得彭基相、余光伟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观点，他们对旁人解释去听课的原因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也不以为忤。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因为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抽烟。酒只是偶尔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
【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谈到文革遭遇时，他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其实，文革中梁漱溟也受过苦，他的房子被占了的时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经是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凉，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脸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