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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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夏天（2）
牧长林和牧太太每天都充满希冀地为生活奔忙着。牧长林说他已经打听过，在地铁表演虽然不稳定，但只要坚持上若干年也是能买上房子的。牧太太就更是中国劳动妇女的代表了。牧太太本来在一家牛肉面馆儿洗碗。洗碗工是餐馆里最低的工种，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你。那些从香港来的厨师本来就瞧不起大陆移民，可没少给牧太太气受。我们就商量着哪天一起去吃那家餐馆，非要用北京人的挑剔来挑面条的毛病，杀杀他们的狂妄。可还没等到我们攒足了情绪去收拾牧太太打工地方的厨师，牧太太就被解雇了，原因很简单，时间长了该涨工资了。牧太太在《星星生活报》上看到一则招聘启事：西人工厂，聘熟练车衣工，待遇优厚。牧太太没敢耽搁就求了我们送她去面试。工厂很远，我们捎她过去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钟，本以为是要拿头牌的，到那里一看，排队的人已经绕着工厂的小楼转了一圈，基本都是中国人，可能中国人以缝纫见长吧。牧太太站在了队尾，招呼我们快走，我们还没走，她就很快变成了队中。
“我记得在《北京人在纽约》里，像车衣厂这类的工作是最底层的工作，不要求语言，是个人就能进去。怎么到了加拿大，连这样的工作都要排长队等面试。”在离开的路上，我对向东说了我的疑问。
多伦多是个不势利的城市，敞开了怀抱欢迎各路移民。多伦多又是一个“吝啬”的城市，来了不给你机会。大多数人都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来的，先苦后甜，但吃苦的机会都不那么容易找到。
“哎，加拿大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向东感慨地说。“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我们这些移民因为语言的限制，机会就更少了。打个比方吧，你就说前台接待员吧，以前你们在外企最瞧不起的，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工作，现在让你在这里做，你做得了吗？你一接说英语的电话就哆嗦，紧张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恨不得一头钻进小黑屋里打。咱们再说售货员吧，你在国内会干这样的工作吗？肯定不会的。在这儿你想做人家还不让你做呢。所以说大家都扎在这种不需要太多语言的工厂，什么制衣厂啊，灯泡厂啊，饼干厂啊都是中国人。哎，进去了的人就觉得幸运，你可以说他们幸运，每天扎在一起挺热闹的，反正在加拿大，革命工作不分高低，没有人会瞧不起你的。可从另一方面讲，整天扎在一起就变成了恶性循环，语言越来越差，也就更没有机会找其他工作了……唉，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我真是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爸我妈让我学了样本事，小时候他们打我，逼我练琴，现在看来我爸我妈真是太英明了，再不行我也能教学生，要不然我今天也得排在这里。”
还是张先生一家潇洒，除了陪女儿到处上课就是尽情享受多伦多夏日的清凉与美好。他们家潇洒是有原因的，张先生已经决定在暑期过后就回中国了，留下老婆在这里陪女儿上学。张先生即将彻底变成一个太空人，在加拿大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他回去的主要原因是放不下他那边的生意，人不在就荒了，虽然张先生的资本很雄厚，但这一年多在这里待的也让他这个有钱人心虚，生怕坐吃山空把老本给吃没了。张先生想回去的另一个原因是觉得加拿大的生活实在太寂寞了，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光顾那久违了的洗浴中心，足底按摩……要不他就找哥们儿喝酒，最好哥们儿带上几个漂亮的女孩儿，既饱了眼福，又不犯错误。每次国内的哥们儿通电话，问起张先生在加拿大过得怎样，张先生就说：我们在加拿大学习做人。朋友一听，做人？张先生一定是在加拿大忙着撒种生小孩。
张先生一家办的是投资移民，不要求语言，有钱存在加拿大就行。相比下，张太太说英文的胆子要比张先生大，张太太人很聪明，她把常用的单词抄在纸上，贴在墙上来对付英文电话，特别是那句“Wait a moment”，她特意把它用黑笔写在了手背上：尾摸门特。一天，张太太果然接到了一个英文电话，她想让对方等一下，去叫女儿来听，一翻手背，咦，那“尾摸门特”竟没有了，这才想起头天晚上洗澡给搓掉了。张太太一下慌了神儿，怎么也想不起那四个字，心突突地跳了起来，她一把扣了电话，头晕得直想吐。张太太心想，这电话看来是不能再接了，时间长了非整出心脏病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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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夏天（3）
肖梅的IT培训班就要结束了。正如广告上说的那样，100％保证找到工作。肖梅人还没有毕业，已经接到了猎头公司的三个面试通知。肖梅就选了一家离家比较近的做数据库产品的公司。
肖梅成为了Lapworth 92号里第一个白领。她给我们介绍了找工作的经验：“在加拿大，没人看你的简历，管你是博士还是硕士，他们要的是你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北美的工作经验。你别看小戴是博士，没用。Over qualified（超过所要求的条件）！ 我早就让他把简历上的博士学位给抹了，他不听，你看，他就是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你想想，一份工作，本科生二十加币一小时就能打发，而博士生却要付四十加币，不是尖端到不找博士不行的职位谁会付两倍的钱请博士呢？你们别看这些街头的培训班没文凭，学完就能用，大家都高兴。”
肖梅真是很幸运，来的时候市场低迷，正好去上学，毕业的时候赶上了经济景气，一下就找到了工作。人这一辈子关键就那么几步，踩对了就是一路绿灯。“在加拿大找工作就看你lucky（幸运）不lucky了。知道吗？只比我晚来一个星期的那个印度人，正好赶上公司销售不好，薪水就少了千把块。不过我算了算，我的工资是比她高，但税也比她高了，扣了税，实际上我才比她多拿了一百多块钱。”
肖梅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就不再出租房子贴补生活费了。她早就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当牛做马的二房东的生活。肖梅是个爱干净的人，对我们这些不自觉的、拿Lapworth 92号不当自己家的人简直是深恶痛绝，却又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亲自上阵来收拾。擦炉台，洗厕所，说是二房东，简直就是老妈子。
肖梅在Omni买了个一室一den（没有窗户的房间）的公寓，有很好的view（景致），不出门就可以去游泳，健身，打台球。没工作就没工作，一有工作，肖梅就由打工仔变成了中产阶级。
张先生回北京了，张太太在肖梅的楼下租了一间，都是92号出来的，还是喜欢扎堆儿在一块儿。牧长林一家搬到了一个靠近地铁的house的地下室，整天叮叮咣咣的，好处就是离“办公室”近，不用坐车就到了。小戴两口子也学着肖梅的样子整租了一个town house，就是国内刚开始时髦的连体别墅，做起了二房东。丁海不知了去向，他是92号里唯一的年轻人，又有个有钱有势的爸爸，他很少和我们交流，也没话和我们交流。他年轻，融入加拿大这个社会要比我们快得多。我上学后，向东的住处成了问题。肖梅愿意把她的den便宜地租给我们。
Dave不是deaf（1）
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
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杂居”生活，我搬到了寂静的Oakville小镇。
班上只有十五个人。十五个人里只有三个国际学生：一个从印度来的裹着纱丽的女孩，一个从韩国来的戴鸭舌帽的男孩，还有一个从中国来挂着菩萨像的我。
菩萨没有保佑身在异乡的我。第一个月上课的感受就是混沌，仿佛呀呀学语的婴儿，看着大人嘴一张一合的，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本地学生和老师说话极快，根本不考虑我们这些外地人的痛苦。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也搞不清楚作业到底做什么。印度女孩嘀里嘟噜的，可他们就是听得懂，我一字一眼地说，他们说听不明白。我去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我说的是Chinglish（中国式英文）。我一下子明白了，就好比北京人听四川人讲话，虽然口音重，但大词儿砸得准。
一共两个老师，本来就听不懂，其中一个老师的耳朵还有问题，每天戴着助听器讲课。他发出的声音很遥远，好像FBI审犯人时处理过的假声。他的名字叫Dave（戴维），我发音不准，总是念成deaf（聋子）。终于有一天Dave急了：“Ginger！我知道我耳朵不好，但我不是聋子，我的名字叫Dave，不是deaf。”
韩国同学从来不和我说话，也不和别人说话。设计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他每天就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中。我不行，我是那种不说话就怕别人把我当哑巴的人。我认定这世界上有感受却不能说出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为了能融入同学们中去，我可没少费精力。我装模作样地拿着一本易经充当palm reader（看手相的人），把东方的神秘带给他们，他们居然大呼我说的真准；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舍不得吃的牛肉干分给他们吃，他们说中国人真大方；我用英文结结巴巴地给他们讲笑话，略带黄色的，说的是以前在外企，有一个部门经理是个老处女，每天骂骂咧咧的。她手下雇了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就大声骂了她：Fuck you！ 结果老处女愣了一下说：“Where？When？（在哪儿？什么时候？）”同学们哄堂大笑：“Ginger，你是Chinese吗？你太幽默了。你真是一个refined Chinese（精炼的中国人）。”
我的努力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同学们都喜欢和我在一起，夜深回家的时候，有威猛高大的男生开车送我；生日的时候，收到有所有人签名的卡片：To princess Ginger，we all love you（给Ginger公主，我们都爱你）！印度女孩给我做了饼，我学着她的样子，顺手用左手抓起一张塞到嘴里，她摇摇头说：在印度，右手是用来吃饭的，左手是用来擦屁股的。听完后，我差点没一口喷出来。
学校的生活是紧张的，每天都要忙到两三点钟才能回家。难怪学校的校训上说：宿舍只是你洗澡的地方，而不是你睡觉的地方．到了晚上真是困呀，一个哈欠连着一个哈欠。我注意到有几个同学一到午夜就三五成群地出去，回来后个个精神抖擞。我就问他们有什么高招，他们说出去抽marijuana。我一查字典，那不就是大麻吗？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东亚病夫和林则徐的形像，正义感驱使我站出来奉劝他们不要抽了。我告诉他们我的祖先就是抗击鸦片的英雄。他们说你的祖先是傻瓜，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要禁？他们果然找来了证明，marijuana在加拿大是合法的，它是治疗神经衰弱和失眠的良药，而且它要比香烟好，香烟吸上了是戒不掉的，而marijuana是可以控制的。我对我所学的历史和有限的医学常识开始表示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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