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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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的时候，下雪了。雪厚厚地覆盖了整个城市和街道。在一个离不开下雪的国家里，再大的雪，马路上的汽车也是从容不迫的。虽然在这城市里已经住了很多年，这场大雪还是让我感到陌生。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多伦多的雪。滑雪，打hockey（冰球），滑冰，钓鱼……不喜欢冰雪运动的人无法融入多伦多的血液。
　　向东开车来地铁站接我。天已经全黑了，雪越下越大，漫天飘舞的雪花扑打在车玻璃上。昨天刚和向东为去留问题又争执了一番，此时我们都默默无声地坐着。
　　几年前，向东还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大男孩。那时我们刚刚参加工作，身上没几个钱。下雪的天里，马路上排队打车的人比面的还多，夏利又舍不得打。向东总是在雪天用自行车送我回家。自行车压在雪地上发出“咯吱”的声响，汗水和着飘落的雪花融化在向东的脸上。我坐在后面，穿得像个大狗熊，紧紧搂着冒着热气的向东，幸福的感觉揣在心里。向东使劲儿蹬着，为了证明他男子汉的本色，送完了我，他再骑车回自己家。听说回到家，大腿根儿隔着毛裤都磨红了。
　　今晚我们坐在汽车里，驶向茫茫黑夜，驶向我们的townhouse，驶向我们在多伦多经营的小家。雪天驾驶很危险，向东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我打开了CD，田震沙瓤西瓜般的嗓音回荡在车内：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样改变……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我们现在再不用为雪天蹬车而烦恼了，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有空调的车里，然而我却觉得他离我远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都开始不能步调一致了。
　　自从从北京回来，我们就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痛苦中。移民就像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在美丽中不知不觉地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移民让我们沉迷，选择让我们自寻烦恼。
　　每一个清晨，一睁眼，望着天花板，我们就开始了去留问题的讨论。向东作为一个中国男人，失落感总是大于我。他学生多的时候就很高兴，只字不提回去的事情，学生说不来就不来，这时向东就十分消沉，恨不得抬腿就回国，好像回国是他逃避的一张盾牌。而每当痛下决心要回去的时候，老天又撒上一把胡椒面，给他一点生机，于是他又开始犹豫，又开始徘徊。
　　我也一样，早就厌烦了每天毫无生气和发展机会的工作状态。　可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收入和吃药补牙的福利全都指望这份无聊的工作。不到万不得以，哪里敢轻易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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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的日子（2）
昨天我们又说到了去留问题。向东的方案是，让我保住工作，　他先回去。如果有了真正的好机会，就让我也回去。我不同意。夫妻本是同林鸟，要么一起回去，要么就都不回去。我们看看摆在我们两边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特别吸引力的机会，哪边也没有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可是最难做的决定了，不像当年的高歌，她真是待不下来，而她的男友又不想来，索性也就坚决地回去了。以前觉得无论多伦多还是北京，我们比国内的朋友多一种选择。现在发现多一种选择就是多了一种需要费脑子判断的烦恼，而这对幸福判断的失误将要直接影响我们后半辈子的幸福。
　　何况我们现在无法做决定的最大阻碍是高兴，有野心也需要三思。高兴已经三岁多了，都上幼儿园了。他上小学前，我们还可以动一动，就算回去上小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万一以后又想让他来加拿大上中学和大学，我们那时的岁数可是不会允许我们在这里找到像样的工作了。我们在这里没有了工作，高兴便没有在这里上学的可能性；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学，我们就要为了他的加拿大身份而在中国付高昂的学费；高兴不能在这里上小学和中学，语言又会成为问题，即便以后他自己考来上大学，又会像我们一样经历语言关的痛苦；高兴不能融入他的“祖国”，那么高兴的前途就成了问题；高兴融入了加拿大的文化，英文没问题了，恐怕中文又不行了，以后他回中国工作的路就断了，高兴的……如此想下去，我们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烦恼。每一次的讨论总是在热烈的气氛中演化成为“自私”还是“无私”的争吵，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
　　这并不是我们一家的烦恼，这是很多新移民家庭的烦恼。　每每聚在一起，我们就开会喋喋不休地讨论去留问题。
　　星期天，张太太说牧长林一家要来，让我们也过来坐坐。
　　“我刚来的时候，　头一个月新鲜，　半年后开始想家，　一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去，真的在这里过了三四年就麻木了，也不知道到底想不想回去了。”张太太边嗑瓜子边说。
　　“我们要回去了，等我女儿拿了公民，多一天也不待。”牧长林很坚决地说。
　　“你闺女都快初中毕业了，你们不等了？”张太太问。
　　“哪里有个完，上完高中还有大学，哪里等得完？我们想通了，孩子自有孩子的福，她以后的路怎么走，是她自己的造化，她想回来上大学，自己努力考回来。我们的能力也就能给她安排到这样了。我们那地方小，单位领导贿赂贿赂好说话，两个人的公职还保留着，只要回去，以后退休待遇还都有。”牧长林说。
　　“你们两个的公民不要了？”张太太问。
　　“不要了！这东西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牧长林说，“我们仔仔细细想了想，等到六十五岁不用花钱买药还要等二十几年。我们又不天天去欧洲，就算去，现在签证也好办，何必为个加拿大身份而在这里人不人鬼不鬼地瞎混呢？我们申请了公民，原来单位的公职就泡汤了。”
　　“你们女儿是公民就行了，以后你们想来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不会再来了。你们想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家，来了只能住在你们这些朋友家。”牧长林说。
　　“我欢迎你们住我家。”张太太说。
　　“那哪里成。我们住个一两个月，给你钱呢，你心里不舒服，不给你钱呢，时间长了你也受不了。毕竟是国外，生活费比国内高好几倍，哪里好意思。”
　　“那就来短点。”
　　“搞清楚了，现在飞机票就数加航的贵，这么贵的机票就来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吃饱了撑的？有这钱，我们还不如去个韩国或者东南亚旅游呢。多伦多该玩的都玩了，实在想不出还来干吗。”
　　牧太太在走之前奢侈了一把，在outlet店买了二十双鞋和一箱子减价的名牌衣服。她保留着标签，准备回去后一年拿出一两件穿。很快，牧长林一家收拾了行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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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朱的出现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小朱是向东的一个发小儿。
　　小朱在国内念的是社会音乐学院，专业上没什么见长，毕业后靠着家里的关系到了乐团就是混。混到乐团改革实行聘任制了，就混不下去了。他有个舅舅在加拿大，帮他申请了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照顾艺术家，反正来了是自顾，用不着国家操心。
　　小朱来了后，以教学生为生，弹钢琴的走到哪里都不愁混饭吃。三十岁的他，没老婆没家，住在舅舅家。小朱自从来了加拿大就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上午喝茶看中文报纸，下午三点过开始教学生，一教教到十点多。在舅舅家看看转播的中国新闻，洗洗就睡了。第二天继续重复昨天，第三天继续重复今天。小朱的生活是密闭的，除了每星期循环地看那帮学生，基本和外界没有任何接触。日子过得跟洗手间里拧不紧的水龙头一样，明知是浪费，却又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它流掉。
　　门铃一响，小朱一开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刚教过你吗？”小朱对着抱着谱子的学生说。
　　“那是上星期，朱老师。”学生有礼貌地回答朱老师的问题。
　　小朱上课的时候，把一只小手表偷偷挂在谱台旁。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看墙上的挂钟，那样会让家长看出他心不在焉。没有这些学生的捧场，哪来的银子。教学虽然令小朱厌烦，但毕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早八晚五地出去工作。教学也不像IT行业，一遇泡沫就完蛋。教音乐永远是为望子成龙的家长编织美梦的工作。学生学得好，那是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不好，那是你孩子没天份。加拿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学一样乐器，学音乐有考级，就像考车一样，这次没过，加课也要继续考过。学上了就像进了一个山洞，只有熬到尽头才有出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小朱在教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改进，倒是总结出一套对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学生的看法。学生中数台湾学生最有礼貌，一进门就操着台湾普通话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走的时候再向老师鞠躬：谢谢老师。学生中最大方的是香港学生。在香港，学费比加拿大高很多，遇上节假日，还要给老师带薪休假。香港人有规矩，如果在餐馆里碰上老师，是要为老师买单的。所以小朱一去餐馆就四下里张望，看有没有他的学生。学生中最用功的要数大陆来的学生，六级刚颤悠地考过，就想下个月考八级。大陆家长课后不停地追问小朱，孩子有没有进步，教学好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陆来的学生还有一个特点，家长喜欢砍价钱。老师，您便宜点吧，让我们舒服舒服。老师，要是我们一次交十次的钱，能不能免费送一次。小朱心想，教学又不是买菜，萝卜白菜哪家都是一样的。小朱在专业上虽然没有什么让人自豪的建树，可也是正经科班出身，本事是打小儿一日一日练出来的。一到有新学生来，他一听有砍价的就烦，他的牛脾气是死不降价，你爱学不学。
　　小朱和向东虽然都是学音乐的，可是性格却是大不一样。小朱对艺术没有什么兴趣，从小就喜欢机械，可他妈却逼他练钢琴。当然，他妈的循循教导现在显灵了，小朱走到哪里都可以靠这个吃饭。多伦多在艺术家的眼中一直是文化的沙漠，　整齐得索然无味的街道和民宅在小朱的眼中却令他兴奋不已。他常常一边在高速路上开车，一边由衷地感慨：“看这笔直的马路，看这整齐的楼房，看这现代化的城市……我爱你，多拉（伦）多！”
　　小朱以前无比向往能早日过上退休生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批评，没有人事的纷争，不用去团里排练，想几点起来都行……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一想到三十刚出头的他就开始这样“安度晚年”了，心中不免有点害怕。
　　每个男人都想在年轻的时候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小朱和向东也不例外。两个人一碰到一起就开始探讨能在加拿大干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