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南回归线-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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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动。如果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给他们五个回答，一个回答胜过另一个；如果他们请我演奏一曲华尔兹，我就用左手同时演奏一首奏鸣曲；如果他们请我再吃一条鸡腿，我就把盘子打扫干净，连浇汁带一切；如果他们催我出去在街上玩，我就会疯得不得了，用锡罐打烂我堂弟的脑袋；如果他们威胁要痛打我一顿，我就说，来吧，我不在乎！如果你因为我在学校有很大进步而拍拍我的脑袋，我就往地上啐口水，表明我仍然有东西要学习。我做他们希望我做的一切时都矫枉过正；如果他们希望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就变得像石头一般沉默；他们同我说话时我一句不听，他们碰我时我一动不动，就是掐我，我也不叫唤，推我，我也不动弹；如果他们抱怨我冥顽不化，我就变得像橡皮一样柔顺；如果他们希望我疲劳不堪，从而不显示出精力充沛的样子，我就让他们给我各种各样的工作做，我做得十分卖力气，最终像一袋小麦一样倒在地上；如果他们希望我有理性，我就变成超理性的，把他们逼得发疯；如果他们希望我顺从，我就不折不扣地顺从，从而引起无穷无尽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兄妹的分子生命期不适应分配给我们的原子量。因为她一点儿也不长，我就长得像雨后春笋；因为她没有人格，我就成了巨人；因为她摆脱了恶，我就成了一个有三十二个分枝的恶的大分枝烛台；因为她无求于他人，我就要求一切；因为她到处引起嘲笑，我就激起恐惧与尊敬；因为她遭受羞辱与折磨，我就向每一个人报复，朋友和敌人一视同仁；因为她无能，我就使自己无所不能。我患的巨人症，可以说，纯粹是一种努力的结果，就是企图清除附着在全家冰鞋上的那个小锈点。那个夹具下面的小锈点就使我成为一个滑冰冠军。它使我滑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疯狂，以致在冰融化之后我还在滑，我滑过泥地，滑过沥青地，滑过江河小溪，滑过瓜地，滑过经济学理论，等等。我可以滑过地狱，我就是那么迅速，那么灵巧。 但是这整个奇特的滑冰毫无用处——但是那泛美的诺亚考克斯神甫总是把我叫回到方舟。每次我停止滑冰，就总有一场大洪水——大地张开嘴，将我吞噬。我是每一个人的兄弟，同时又是我自己的叛徒。我做出了最惊人的牺牲，结果却发现这些牺牲毫无价值。在我不想成为任何这些名堂的时候证明我不负重望有什么用呢？每次你来到对你的要求的极限，你就面对同一个问题——成为你自己！随着你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你明白了既没有加也没有减；你把冰鞋扔掉，游起泳来。再没有任何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威胁你的安全。甚至没有愿望要帮助别人，因为，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必须挣得的特权呢？生命无时无刻不在向巨大无限伸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你的猜想更真实。你认为宇宙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只要你是你，我是我，它就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你生活在你行为的结果中，你的行为是你思想的收获。思想和行为是一回事，因为你的游泳是在它里面进行的，也属于它，它就是你想要它成为的一切，不多，也不少。每一个动作都有永恒的价值。加热系统和冷却系统是一个系统，巨蟹座和摩羯座只是由一条想像的界线分开。你没有欣喜若狂，你也没有陷入强烈的悲伤；你祈求降雨，你也不跳快步舞。你生活得像是海洋中的一块欢乐的岩石：你周围的一切都汹涌澎湃，而你却岿然不动。有一种想法认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固定的，甚至最欢乐最强有力的岩石有一天也会被彻底溶解成为液态，像它诞生于其中的海洋一样。 这就是音乐生活，我一开始滑冰，就像一个从外到里走过门厅走廊的狂人一般接近这音乐生活。我的奋斗从来没有使我接近过它，我的积极主动，我拥有的人性，也都没有使我接近它。所有那一切都只是在一个圆中从矢量到矢量的运动，这个圆的直径无论怎么扩张，却总是和我说起的那个领域平行不悖。命运之轮在任何时刻都可以被超越，因为在它表面的每一点上，它都接触到现实世界。只要有一个光亮的火花，就可以造成奇迹，把滑冰者变成游泳者，把游泳者变成岩石。这岩石只是阻止轮子无用旋转，把存在投入到全意识中去的行为的意象。全意识实在很像一个无穷无尽的大海洋，它献身于太阳、月亮，又包含太阳、月亮。一切存在都诞生于无限的光的海洋——黑夜也不例外。 有时候，在轮子的不断旋转中，我瞥见了必然要做出的那一跳的性质。跳出时钟体系—— 是令人解放的想法。要胜过地球上最辉煌的狂人，要不同于地球上最辉煌的狂人！世人的故事令我厌烦。征服，甚至是对邪恶的征服，令我厌烦。传播善是奇妙的，因为这就是滋补剂，令人强健，令人生气勃勃，但是，仅仅存在更为奇妙，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不需要证明。存在就是音乐，它是为了沉默的利益而对沉默的一种亵渎，因而超越了善恶。音乐是没有能动性的行为的显示。它是俯身游泳的纯粹创造行为。音乐既不驱赶，也不防卫；既不寻求，也不解释。音乐是由游泳者在意识大海洋里发出的无声的声响。它是只能由人们自己给予的报偿。它是神的赋予，而人们自己就是神，因为人们已经不再考虑神的问题。它是上帝的预言者，每一个人在适当的时候，当存在的一切超越想像时，他就会成为上帝。
《南回归线》第二十章（1）
〔尾声〕不久以前，我走在纽约的街道上。亲爱的老百老汇。这是夜间，天空一片东方式的湛蓝，像机器开动时，巴比伦街上宝塔顶篷上的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橱窗里的红色灯光。音乐一如既往地响着——轻快，刺激，迷人。我孑然一身，而我周围却有成百万的人。我站在那里，突然感到我不再想念她；我在想我正写着的这本书。这本书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比她，比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更加重要。这本书说的将是真话吗？全部都是真话吗？除了真话没有别的吗？老天爷作证！我一边拼命想着这个关于“真话”的问题，一边一头扎回到人群中去。我一再向别人叙述我们的生活环境。我总是说真话，但真话也可能是谎言。真话是不够的。真理只是不可穷尽的总体的核心。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分开的时候，这个关于总体的想法揪住了我的头发。她离开我的时候，假装，也许她真的相信，这对我们的幸福是必要的。我心里知道，她试图要甩掉我，而我却太懦弱了，不敢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是当我明白，她没有我也行，哪怕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时，我试图阻挡的真理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比我以前经历的任何事情都痛苦，但是它也有治疗作用。当我空空如也时，当孤独已经到了无法再孤独的地步时，我突然感到，为了继续活下去，这种不能忍受的真理必须合并到大于个人不幸的范围中。我感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转入到另一个领域，一个质地更加坚韧、更富有弹性的领域，就是最可怕的真理也无力摧毁它。我坐下来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一想到失去她，就感到如此痛苦，以致我决定开始写一本关于她的书，来使她不朽。我说，这将是一本以前没有任何人见过的书。我欣喜若狂地漫笔纸上，写得正来劲的时候，我突然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如此高兴。 在舞厅底下经过，我又想起这本书，我突然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结束；我明白，我正在计划写的这本书不过是一个坟墓，用来埋葬她——以及曾经属于她的我。那是好些时候以前的事，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试图把书写下来。为什么这事如此困难呢？为什么？因为我无法忍受“结束”的想法。 真理在于这种关于结束的知识中，它是残酷无情的。我们可以了解真理并接受它，要不我们可以拒绝了解真理，既不死亡，也不再生。以这种方式，就可能永远活着，这是一种像原子一样完整、安全，或者一样分散、不完全的消极生活。如果我们走这条路走到一定程度，连这种原子般的永恒性也会让位于虚无，宇宙本身就会崩溃。 几年来，我一直在试图讲这个故事；每次一开始，我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我就像一个想要环航地球，却认为没必要带罗盘的探险家，而且，由于如此长久的渴望，故事本身就已经像一个巨大无边的筑了堡垒的城市，一再梦见这个故事的我在城外，是一个流浪汉，来到一个又一个城门跟前却因精疲力竭而无法进入。我的故事就在城里，可是这个城市却永远将我这个流浪汉拒之门外。尽管始终看得见，却永远到不了，这是一种在云中飘渺的鬼堡。从高耸入云的雉堞上，稳定不变地成楔形队形飞下成群结队的白天鹅。它们以青灰色的翅膀尖掸去了使我眼花缭乱的梦幻。我双脚乱动；刚站住就又不知所措。我无目的地漫游，试图站稳了不再摇晃，从而可以好好看一眼我的生活，但是我身后留下的只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足迹，这是刚被砍掉了脑袋的鸡一阵乱扑腾乱转圈所留下的。 无论何时我试图向自己解释我的生活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就好像我回到了第一推动力，必然要想起我初恋的女子。我感到好像一切都是从那件夭折的事情开始的。这是一件性虐待狂式的不可思议之事，同时又很可笑、很可悲。也许我有幸吻了她两三次，这是一个人专门为女神保留的吻。也许我单独见过她几次。她当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每天夜里从她家门前走过，就希望能在窗户上看她一眼。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从饭桌上站起来，走好长的路到她家去。当我经过她家门前时，她从未在窗前出现过，而我则从来没有勇气站在她房子前面等待。我来回从窗前走过，来来回回，但是连她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为什么我不给她写信呢？为什么我不给她打电话呢？我记得有一次我鼓起足够的勇气请她去看戏。我带着一束紫罗兰到她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为一个女人买花。在我们离开剧院时，紫罗兰从她胸口掉下来，我慌乱中踩到了花上。我请求她不要管这些花了，但是她坚持把它们捡起来。我在想，我有多么笨拙——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她俯身捡紫罗兰时向我投来的嫣然一笑。 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最终我逃走了。实际上我是在逃避另一个女人，但是在离开城市的前一天，我决定再见她一次。那是下午三四点钟，她出来在街上，在有栅栏挡开的通道上，同我说话。她已经同另一个男人订婚；她假装对此很高兴，但是，尽管我很盲目，我也能看出，她并不像她假装的那样高兴。只要我发话，我肯定她会甩掉那个家伙，也许她会跟我私奔，但我宁愿惩罚自己。我若无其事地说了再见，像死人一样走过街去。第二天早晨我前往西海岸，决定开始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也是一败涂地。我死在了丘拉维斯塔的一个大农场上，我这个走遍大地的最悲惨的人。一边是这个我爱的姑娘，另一边是我只对她感到深深怜悯的另一个女人。这另一个女人，我同她生活了两年，但却像过了一生的时间。我二十一岁，她承认是三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