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考察纪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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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民壮在上海偏远郊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孤独去世。这位9次深入神农架、20多年潜心野考的生物学家给人们留下的不仅有关于神农架植物和野人的著作，还有他当年采集的一只硕大的野人脚模，和刻意用作比照的他自己的脚印模型。这两只脚印至今还保存在神农架文物管理所。

　　刘民壮生前对外解说的最后一番话是：……“野人”的数量比大熊猫还多，我们的考察队员16次看见“野人”，包括我自己……目前没有抓住，一是因为我们在明处，“野人”在暗处；二是绝壁限制了追捕，队员曾摔下崖去；三是规定不能打死“野人”……与此同时，一直默默坚守神农架的考察队员，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也不约而同慢慢地将考察范围缩小到了刘民壮教授生前曾坚定认为“野人”存在的可能性相当大的阴峪河上游一带。

　　1995年的那次神农架“野人”考察，我所在的城市从财力物力上都给了考察队以传统上的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但有一笔经费，考察队长王方辰很久以后和我说起来还耿耿于怀：当时，十堰有两家企业愿意拿出100万元。条件是你只要能用科学的方法证明野人存在，我就给你考察队100万，并且可以先期就给几万元。很久以后，王队长还悠悠地对我说：那个协议我最后还是没敢签。一则这次考察不是单纯的找“野人”，“野人”只是课题之一，我们也不是奔钱去的。二则你这100万就如同是说你先上月球，我再给你拿钱造飞船。一样的道理……1995年那次在媒体上和热闹的考察，其实一直经费紧张，大队记者撤离后，留下来坚守的几个人的日常生活，后来就简单到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最低限度。加之于工的不幸遇难，更使考察蒙上阴影。　　

　　终于，到1997年5月24日，在神农架呆了三年的张金星在距神农顶10多公里以外的南天门附近一个叫黑湾的地方发现了30多个“野人”脚印。这些脚印与人的赤脚板相似，长37厘米，前宽12厘米，后宽9厘米，呈不规则的直线横跨山谷底部，延续有40多米长。22日，这一地区下了一场雨。张金星估计这些脚印是23日留下的。雨后的湿地，使这些“野人”脚印得以显现。

　　此后不久，我在神农架板壁岩找到张金星时，这位孤身在深山老林里转了3年的汉子甚至与人交流都有了一些语言障碍。那时，王方辰队长送来的照相机已经摔坏，钱也已经花光。这种常人难以接受的生活方式还使他妻离子散。3年来，除了隔几个月下山弄一些猪油和大米之类，维持山上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外，他绝少与人来往。长久的山林独处还使他慢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有点偏激的寻找“野人”方案：那时他认为，以前的考察之所以收获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气味。“野人”的嗅觉应该是很灵敏的，人一来，它（她、他）会老远就闻得到，没等你靠近，早跑得远远的了……所以，张金星的观点就是：人想要接近“野人”的话，你就得首先有不使“野人”生疑的气味，不让自己的人气吓跑“野人”，你就首先得有山野的气息，包括不能洗脸和刷牙之类……令我敬佩的是，张金星不仅这么说，而且一直在尝试这么做。

　　张金星等一直在神农架令人辛酸的虔诚坚守，“野人”却不为人的这些努力所动。此后很久，山外的世界不断有关于神农架的商业炒作发生，神农架“野人”，总是不动声色地沉寂着。1998年10月，我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口的派乡遇到王方辰队长，他是来墨脱找寻“野人”踪迹的。大峡谷地区，也是“野人”的一个“重要出没地”。当时，谈到神农架，一切似乎还都和几年前一样。

　　1999年，又有“野人”的消息了，《楚天都市报》记者张欧亚说：8月18日，多名外地游客在神农架林区内发现一直立行走的奇异动物。据称，当时“全身灰黑、头发蓬乱、身高米到2米的奇异动物”，正在穿越一段山区公路，当发现游客所乘的面包车后，以极快的速度闪至路边，并迅速越过坡坎，消失在浓密的箭竹林中。后来林区政府组织人员对其中清晰完整的5个脚印进行了测量，脚印长32厘米，前最宽14厘米，后最宽9厘米，前压痕深5厘米，后压痕深2厘米，步幅90－120厘米。——这次由宜昌等地游客发现“野人”的白水漂地区海拔3000多米，地处神农溪和汉江最大支流堵河的发源地阴峪河的分水岭。

　　不久，又有来自王方辰队长那里的消息说：9月25日上午，在神农架、保康县和房县三县交汇处某地，当地青年农民李某忽然听到屋外玉米地边的山梁上，“有像妇女哀嚎般的叫声”，于是，他立即抄起考察队员于军留下的摄像机往外跑。当他爬上山岗，看见一个棕色的“野人”，朝他“咚咚”的走过来，并大声吼叫。他说，“我当时真的有点吓破了胆”，连摄像机也忘了打开，马上往回跑。等跑回乡里，把遇到“野人”的事告诉于军，再赶回来，“野人”已不知去踪。于军当即拨通长途电话向袁振新教授作了报告。

　　袁振新教授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考察专业委员会主任、原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馆长，20多年前，袁教授曾率队也是在这一带对奇异珍稀动物进行过跟踪。

　　袁振新、王方辰等人即刻赶往神农架，在这次发现奇异珍稀动物的出没地，采集到奇异珍稀动物的毛发、脚印、坐下时屁股留下的痕迹以及吃食玉米的现场遗留物等。

　　在这次考察归途中，袁教授对我们说：目前看来，这东西应该还存在。

　　王方辰队长进一步对我解释说：从现场看，脚印清晰，长32厘米、宽厘米，其间还留有野熊的脚印，但与之有明显的差异……现场采集到的毛发有11根，最长的10厘米、最短的厘米，粗细不等，呈深棕色和灰褐色，与人发以及其他动物毛发截然不同；从玉米地里这种不明动物留下的弃物看，是用手将玉米掰下来，把玉米皮剥开食用的，且吃得很干净，连玉米的芯子都吃光了，最后还把玉米皮堆在了一起；从掰食玉米的现场分析，这一奇异珍稀动物身高在米左右……　　　

　　袁振新教授认为，这次的发现对继续寻找“野人”这种奇异珍稀动物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因为对奇异珍稀动物的研究上，古人类学家与动物学家有着不同的科学思维，再加上传媒的误导，才使社会上对奇异珍稀动物的认识扑朔迷离。比如，对于大熊猫的科学定义是1859年，但直到1936年才捕捉到大熊猫的真正活体；对于秦巴山区有没有金丝猴的问题也争论了多时，直到1977年才第一次捉到一个患病的老年金丝猴。因此，他希望我国古人类学家与动物学家能够携手为寻找这种奇异珍稀动物而努力。

　　这次发现对神农架“野人”考察者来说，更是一个福音，王方辰说，目前看来，川东、鄂西北有可能存在的这种奇异珍稀动物有可能是巨猿的后代，有可能是猩猩的后代，也有可能是山顶洞人那样的东西的后代，也还有可能只是人的“野化”……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它（她、他）并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到了2005年，神农架已经成为一个旅游胜地，黄金周游人如织，保护区的大门口甚至交通堵塞，等待进入的车队排成长龙。进得大门，走上几公里，已经在此寻找“野人”超过十年的传奇人物张金星，正在小龙潭摆了几个展板和一张桌子，搞了一个募捐箱。

　　——这些年来，来自外界的捐助，基本就是张金星能在神农架坚持下来寻找“野人”的全部物质基础。

　　前些年，对于这样的事情，张金星是很羞涩的。这天，看起来是从容多了。

　　这也惹来一些非议和流言，说张金星靠这个发财了，张金星就是喜欢做秀等等等等。有一次，在神农架拍照多年的摄影家银道禄就在小龙潭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位亲历并深知野外甘苦的老头终于忍不住教训几个年轻人：你们不能这么说张金星，张金星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不说别的，你们不管谁，能在山那边阴峪河张金星考察住过那些个山洞里，独自一个人哪怕能呆上一夜，我就佩服谁！

　　在神农架，张金星是一个传奇。对于神农架的旅游，张金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风景。而关于张金星与神农架“野人”，现在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事实上，张金星现在自我感觉也是很受伤。——这主要是因为张金星这两年在神农架有过一段婚姻，这属于个人隐私，曲折是非，本文不想涉及。作为张金星的朋友，我还认为媒体把这个和“野人”搞在一起炒作，有点无聊。

　　对于记者，张金星现在应该是又怕又爱，他深知媒体是个双刃剑。好的时候，非常有助于他的“找野人事业”有助于他在神农架的生存，烦的时候，往往把事情搞得很卡通，很芙蓉姐姐。百炼成钢，十多年下来，我感觉他已经有了一套对付记者的办法，或者搞点小幽默不着痕迹地叉开话题，甚至小孩子般地弄得你哭笑不得，或者干脆就让你不知所云。

　　——与前几年见到张金星的时候相比，这老兄最突出的变化是话多了起来，从以前印象里的“失语症”变成“多语症”，时常变得激愤而滔滔不绝。那天下午，在木鱼的一个饭馆，很了很多酒之后，更是这样。晚上，旁人散去，我们聊到深夜，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醉，脑子是清醒的。现在的“多语症”和他以前的“失语症”一样，都不过是一个厚厚的壳，用以抵挡这个纷乱不堪的世界。

　　客观的讲，张金星现在的物质条件是好多了，前几年，神农架政府做出决定，每年资助他一定的经费，从开始的5000元，到现在每年1万元。吃喝问题基本没有大问题了，多年前，他甚至有过给山民背东西换饭吃的经历。张金星的名气很大，外界的资助却其实很有限，多年来，他一直都买不起一个象样的照相机。对于每一笔资助，张金星都有详细的记载，清清楚楚。据他统计，截至2004年底，共335笔，计十二万零三百元，而他统计的个人投入是二十多万。

　　条件好了，张金星却是“很受伤”，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说清楚。但不管怎样，黄金周过去，张金星依然上山，依然以孤独的南天门为基地，完成这他的“誓言”，不揭开“野人”之谜，不离开神农架。事实上，他说，就是揭开了“野人”之谜，他也离不开神农架了。南天门，那里才是神农架真正属于张金星的天地。

（十一）、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痴迷不悔？
（十一）、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痴迷不悔？

　　张金星现在自称“神农架人”，他已经把这里看作自己不可分离的家。在神农架，几位参加过考察的本地人，生活轨迹也因“野人”而改变，比如胡振林、袁裕豪、黎国华等等。

　　袁裕豪曾当过五年的侦察兵，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凭着一手好枪法，他参加了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官方组织的两次野人考察活动，这成为他一生的骄傲，也给他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袁裕豪说：“我当时是看到野人了，我们这三个人同时目击到野人走上坡，樊队长当时下令叫我准备开枪，我把标尺搞好了以后把子弹推上膛，保险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