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中国民间语文:真话-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
“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
1990年，复旦大学一位博士生如是说。当年复旦搞了一次“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的调查，结果发现，10％在闲聊，10％看电视，7％看消闲书，7％谈恋爱。很多闷得发慌的男生以追求女孩子为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一个男生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
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读“托福”，一批学生去打麻将，被叫做“托派”和“麻派”。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嘲笑前者自作多情。“托派”们唱校园歌曲《出国谣》：“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嘴里ABC，耳边单放机。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另一首流行的校园歌曲名为：《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署名“言放”
“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1990年11月，北京市牛奶公司准备把普通牛奶换成维生素AD强化奶，每袋（250克）强化奶涨价一分钱。这一分钱难坏了北京市官员和牛奶公司……如果不涨价，北京市每年要补贴219万元；如果涨一分钱，有一封署名“言放”的群众来信是这么说的：“大家对物价特别敏感，现在差不多又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了。不要再干有损共产党声誉的事情，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比思想上的更直接，更危害百姓。”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1990年第4期的《南风窗》杂志发表文章《“名仕”风波前前后后》，报道当年2月广州新大地宾馆私人承包的“名仕*”烫一个发收763元，称之为“中国第一发”。到了2008年，这个称号转让给郑州一家名叫保罗国际的理发店：两个女生剪发，收费万元。
1990年9月11日，新华社发了一篇《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商业部长胡平买了双皮鞋，穿上脚不到24小时；后跟就掉了一块。这件事最近在商业部机关大楼里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痛斥伪劣商品的话题。
7月12日下午，胡平在湖北省调查研究，逛了逛武汉百货商场。在皮鞋柜台前，胡平看中了一双带网眼的棕色牛皮鞋，试了一双，号不合适；又试了一双，正好；于是付款元，买下了这双鞋，并当场穿上新鞋，继续参观。
之后，胡平穿着这双鞋走访了粮库、肉联厂和服装学院，13日下午回到北京，谁知到家一脱鞋，就发现右脚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翻过来，调过去，细看才发现这双鞋既没有商标，也没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只是鞋底上有“上海”两个字。
17日，在11城市一商局长会上，胡平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又深有感触地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这个问题，生产者有责任，商业企业进货把关不严，也有责任。
会后，武汉市商委的同志主动向胡平要回了那双鞋，经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汉制作的。
21日，轻工部长曾宪林约见胡平，听说胡平买了双“一日鞋”，便说：“鞋的质量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轻工部已打算专门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胡平当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这个展览会，我希望我买的那双鞋也能作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经穿上了武汉百货商场为他换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他说：“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若是普通消费者呢？”
向人民保证
“如果亚运会工程不能如期完工，我就从北京最高的京广中心顶楼跳下去！”
1990年亚运会前，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兼工程总指挥部指挥长、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张百发在一次会上说。“跳楼市长”的称呼不胫而走。张百发回到工程总指挥部，对大家说，“你们都知道我可许愿了啊，工程哪儿耽误了我要跳楼，我告诉你们，我要跳楼以前你们全得给我跳下去，我要跳我也是最后一个。”
2008年12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向市民郑重承诺：今后政府性投资建设工程项目百分之百不出*案件，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39位市级领导签名承诺廉洁从政。
“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十一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针对有人对“投反对票就永远记录在案”的担忧，电子表决系统总设计师林达亮如此宣称。
此后，广东、山西、陕西、辽宁等地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中开始使用电子表决器。
“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2002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说。
2004年3月24日，广州市人大又开先河，采用无线电子表决器。同年3月，童海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建议，“从下届人大开始，全国自上而下应一律使用表决器的形式进行表决”。
2007年，一名浙江台州的人大代表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当年2月11日的地方党报。报纸头版有一张“人大代表举手表决通过决议”的彩色图片，图片上，一个个人大代表正襟危坐，高高举起了右手。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同志无病，盲流有梦
同性恋患者
1991年，安徽发生一起女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公安机关对此难以定性，逐级上报至公安部。答复是：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同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在课堂上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成为中国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校方撤消了讲师资格，降薪一级；背上了性骚扰罪名，被调离教学岗位。当时，校方让他去医院，期望由医生诊断他为“无责任能力”的“同性恋患者”，但他拒绝承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态。
2001年，崔子恩重返讲台，讲授“同性恋电影”和“中国地下电影”课程。
盲流
1991年10月24日，民政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劝阻劝返外流灾民工作的通知》。此前，1989年4月10日，民政部、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199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
一篇题为《中国梦之1991年？我要去海边，我要闯深圳》的文章这样写道：
1991年6月，拿到结婚证的第3天，老公就怀揣着800元钱上路了；7天后，我也启程了。我们擅自决定放弃内地的工作，去闯深圳。我走的那天，妈妈哭了又哭，送了又送，直到我坐上汽车，她还在车下哭。最后竟至不能控制，挤上汽车，跟我到火车站。一路上她不停地哭啊哭，反反复复问我一句话：“放弃国家干部不当，非要去南方当盲流，你为什么呀？我们在这里活了一辈子，挺好的，怎么你就活不下去？我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难道是为了你今天去当盲流的吗？”
1991年7月，*来到北京，登长城，逛故宫，在军事博物馆一辆涂有红五角星标志的坦克前留了一张影。
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1991年，崔健发行了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第二张专辑《解决》，专辑中的一首歌《一块红布》这样唱道：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
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
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感觉你不是铁
却像铁一样强和烈
我感觉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呼呼
我感觉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
我感觉我要喝点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王朔曾说：“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写得都不如他这三言两语的词儿。”
在1993年的柏林演唱会上，崔健说：“我发现现在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挡住，他们觉得自己舒服。因为你看到太多真实的东西，你不能骗你自己……他们觉得挡上点儿好，你越是看不见，越是幸福。……我听很多朋友这样说，也有记者这样问，说，艺术是不是就是政治？我一般都是这样回答的：艺术是有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政治目的。”
只唯实
“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有害的是什么？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有害的，但失业问题可能害处更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人人受害，这样不会形成极端分子。失业是一部分人受害，这会让他绝望，然后铤而走险。”
1991年3月，北大教授厉以宁在全国人大发言说。
当时，“下岗”一词已经出现。据统计，北京每天有40人下岗；湖南每天有110人下岗；沈阳市100万工人中有30万人无事可做。
《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稿子里写下了厉以宁的这段话，他的一位上级看后说：“我叫你去采访治理整顿的成果，你怎么写了这些东西来？”当时的口号是：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1991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理论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文中提到，陈云1990年1月送他条幅，上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1991年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杂志发表了《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又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