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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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如此详细地引述这些宣传方式，是因为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日后动员知识青年必不可少的形式。
在对吕根泽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该省团组织也强调了对他本人的教育和扶植工作。当地团工委派专人长期住在他那里，对他进行教育，防止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倾向，“一次他喝醉了酒，谈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群众有些反映，地团工委同志亲自找他谈话，他在团支部大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互助组转社，也是上级派专人帮助完成的《海兰村团组织是怎样培养吕根泽的？》，《中国青年报》，1954年7月21日。。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轻的典型本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深有体会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榜样的力量（5）
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年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14日。。他被聘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
吕根泽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子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的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如今。
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典型的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
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个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
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热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
我怀着激奋的心情来到了试验场。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的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
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
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难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不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 txt小说上传分享
榜样的力量（6）
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了。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
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摇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自己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谈，也许能解决问题”。
到了报社，读者来件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我。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把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验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
三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
我拿着这封介绍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长接洽。”
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的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
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织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
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都安不下来……
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杨明汉：《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年第10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年4月14日。
1954年11月，他的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定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是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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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可行的道路（1）
在这场运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1956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还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农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
截至1954年10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统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77000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78％。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000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685％。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学生。
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他工作的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64％），旅大市达到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只有约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对于1954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4750人，回乡务农的有68776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15万余人，另有13000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195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