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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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1968年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信中表示，决心做一颗红色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民争气。信中汇报了当地“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种种现象：国民党残匪、缅甸反动派时常派人来破坏；当地是和平土改，土司、头人以前还有势力，经过“###”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来大破四旧，寺里的和尚都出来劳动，泼水节等旧风俗也已经破除。表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信中倾诉了准备经受任何斗争考验而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虎豹毒虫浑不惧，开天斗地创新宇”。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这表明，作为中学红代会喉舌的《红卫兵报》，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样来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意图。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第一声号角（8）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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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足迹（1）
三“老三届”的足迹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为代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都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而且都有过当红卫兵的经历。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闯将到勇往直前的知识青年带头人，从他们非同凡响的人生足迹中，反映出“老三届”一代人独特的成长道路。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理想的形成，还基于日臻完备、系统的政治教育。他们跨出家门迈进校门，不仅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政治化的开始。学校教育除了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讲时事、上团课、下厂下乡劳动、参加军训、忆苦思甜等活动形式，包括英雄事迹的感染和熏陶。刘文学、向秀丽、雷锋、王杰……英雄业绩的感召，给他们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理想主义烙印。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如此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学生普遍具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意识，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并提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后，变得益发浓厚起来。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