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汉宫的倒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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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刺激竞争，提高劳动效率。从1981年开始，政府开始缩减国企职工，降低国有企业在生产总产值中比例。私有化的企业，在甩掉沉重的负担之后，轻松上阵，很快就扭亏为盈。这也是“撒切尔革命”的重中之重。
国有企业的大缩水，让沉重的国民经济松了口气。原先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大部分转到了私有企业，缓解了就业压力。这样一来，工会的影响相应减小，很多人不再需要靠加入工会来获取保障，工会成员数量得到控制，政府少了一个治疗“英国病”的绊脚石。保守党早就受够了工会动辄就罢工的性格，于是出台了法律，规定罢工只能在劳资纠纷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并且在实施的前4天要投票征求半数以上的会友统一，并且不能随意扩大罢工范围。而且保守党限制了工资数额，工人有底薪作保障，剩下的根据企业利润来定，也就是说，企业效益好，工人就拿的多。这迫使工人为了更多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不再计较加班或是工资减少，工会的作用日益减小。
私有化还给保守党带来了新一批忠实支持者，这些人原先都只是企业中的普通员工，私有化后成为股票持有者，是企业利益的直接受益人。
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稳步前进，撒切尔的革命就像一把手术刀，将“英国病”这颗毒瘤基本根除。在8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又重新领先世界，高居欧美榜首
“铁娘子”依靠她的精明果敢，成功地实现了三连任，然而众人都认为这位女首相要继续连任时，局势突然调转方向，朝着不利于撒切尔的那一方行进。1990年10月，欧共体特别首脑会议召开，主要内容是货币联盟，欧共体中只有撒切尔投上了反对票。保守党意识到，这个傲慢、自负的女人不适合再留任，否则会发生更严重的政治危机。
从撒切尔夫人进行私有化开始，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强硬的经济措施，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些收入较少的平民还必须交纳个人所得税，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生活在底层的人对撒切尔的不顾一切产生了不满。而且在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再次出现，政府的紧缩政策导致很多企业破产，七百多万人忍饥挨饿。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对撒切尔的怨恨，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在撒切尔登台初期，人们都认为这会是个“温柔”的首相，出人意料的是，撒切尔在政治上并不具备一个女性的温柔，甚至接近残忍。她在权力上表现出的坚定、傲慢、好强还有盛气凌人，都让同僚无法接受。当这些特点表现在政策上时，就必然会引起一些国民的不适应。
保守党不得不思考，是不是该让撒切尔离开人民的视线。1990年11月20日，保守党举行了内部领袖大选，经过第一轮的竞选，撒切尔与对手平分秋色。但是在第二轮竞争开始之前，撒切尔递交了辞职信，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她不得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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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的“手术刀”（3）
一个创造了历史奇迹的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11年来，英国经济在撒切尔的精心扶持下逐渐壮大，困扰英国几十年的“英国病”也基本治愈。尽管撒切尔在职期间对于一些政策的制定缺乏考虑，但她所制造的“撒切尔奇迹”永远被保留在历史最光辉的篇章中。她为了党内团结而不惜牺牲自己政治生命的气节，更是让许多人感动。直到今天，人们提到英国还会想到那位有着坚定笑容的女首相。
与美国，与欧洲（1）
从“日不落帝国”兴盛开始，英国就一直以大国自居，那种由来已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让它对国际事务有着天生的责任感。在英国看来，参与并管理繁重的国际事务是理所当然的，这就像是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教育责任一样自然，即使是种负担，也是甜蜜的负担。
这种“父母式”的心态，铸就了英国与美国、欧洲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很多英国人都这样认为，英帝国是众多关系的核心，是殖民地的宗主国，是英联邦的领导者，是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流砥柱，是美国在大西洋彼岸最特殊的合作者。
正如丘吉尔所描述的那样，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范围内，只有三种主要关系：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关系，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和美国的关系，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每种关系中都包括英国，也就是说英国是所有关系的纽带和中心，连接世界是英国的使命。这就是著名的“三环外交”理论。
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胜利者，没有被占领，没有遭到巨大的破坏，而国内出现的“英国病”等问题也不能影响这个国家对外交关系特有的自信心。
二战之后复杂的国际环境，已经远不是英国凭借自信就能应对的，一些国家正在崛起并逐渐在后来的国际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美国，这个大发战争财的美洲国家，如同湍流的河水一般，奔腾前进。英国要怎么处理与这个突飞猛进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小心斟酌。
众所周知，英国在战后的经济受到了打击，都自顾不暇，更不用说承担国际事务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需要有一个有钱、有权、有能力的国家前来拉一把。于是，构成了这个时期美英之间有点暧昧又充满火药味的特殊关系。英国还有不少殖民地等着它帮助恢复经济，国际上也有一些事情希望能得到大英帝国的帮助，英国绝对不能在此刻袖手旁观。
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英国只好借助美国的力量，不管是反苏，还是西欧的安全都需要美国的帮助。同时，英国还要防止美国对西欧大陆的权力渗透，保留一定的对抗力量。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英国力挺法国，不仅帮助法国获得了战胜国的身份，还为其争取到了一些占领区。显然，英国十分忌惮美国在欧洲大陆日益壮大的权势，希望能与法国联合增加自己在欧洲的实力。
从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理论中不难发现，其中并没有前苏联的影子。不是丘吉尔忘记了，而是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发展太过神速了，不得不让资本主义世界有所警惕。丘吉尔不断呼吁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对付前苏联，他指出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都在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些地方的居民正在遭受来自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在丘吉尔下台后，艾德礼和他的工党一样重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毕竟还需要人家的贷款来解决国内窘迫的经济环境。可是工党的社会主义倾向却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担心自己扶植起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时候与前苏联一起对付自己。于是，美国对英国的一些优惠政策和合作项目戛然而止。美国的不安全感让英国政治家们猛然醒悟，为了获得那笔救命的贷款，工党开始高喊反苏。美国终于高兴了，贷款虽然姗姗来迟，毕竟也解了燃眉之急。美英之间险些断裂的关系总算是保住了。
英国左思右想，希望能找出一个方法，让其继续称霸欧洲，维护其日暮穷途的大英帝国的尊严。于是，贝文想出了一个办法，建立一个西欧联盟，对抗前苏联。为了更有把握，英国邀请美国加入。美国早就对欧洲虎视眈眈，便趁此机会建立起了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原先准备加入西欧联盟的国家一起纳入北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拥有12个西方国家的北约组织，在力量上已经超越了联合国。
在北约中，大部分国家都是“同床异梦”，特别是都对欧洲抱有极大兴趣的美英，更是各怀鬼胎。美国希望通过北约组织来控制欧洲事务，英国则不愿意听美国人大呼小叫。当两国利益没有冲突的时候，二者暂且能平心静气地实行合作，像朝鲜战争，但是当二者利益相悖时，这种平静之下的不合暗流就开始涌动。
与美国，与欧洲（2）
1956年，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对英国来说，意味着每年将失去3500万英镑的收入。在几番和平谈话都不能说服纳塞尔改变主意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动用武力，并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苏伊士运河回归埃及正是美国等待已久的结果，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就等于失去了在中东的优势，这有利于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渗透。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前来求援的英国首相艾登语重心长地解释，和平有多么重要，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艾登灰头土脸地回到伦敦，继续进行谈判，不料纳赛尔固执地不肯接受任何条件。气急败坏的艾登再也按捺不住，发兵埃及。以色列、法国闻讯而来，都纷纷表示支持英国。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期望的结果，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就可以联合阿拉伯国家来谴责英国，迫使英国放弃苏伊士运河。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料，艾登在国际舆论中败下阵来，最终选择了放弃。
不久，英国发现，不能完全依靠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太过脆弱，不堪一击。双方都具有强烈的性格，都有着霸主梦想，朋友与敌人只有一线之隔。这条界线甚至会因为英国不同的执政党而摇摆不定，如此脆弱的关系让英国不得不另觅他路。
当欧洲霸主的梦想受到阻碍时，英国宁愿选择与欧洲其他国家合作，也不愿意让美国得逞。1958年法、联邦德国、意、荷、比、卢6国组成的欧共体出现，给英国当头一棒。欧共体包括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原子能联营，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要团结一致发展国力，并管理欧洲秩序以及其他国际事务。将英国阻挡在门外，如此一来，英国就要独自对抗强大的国家联盟。很快这种差距就表现出来，自从欧共体成立之后，6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是英国年增长率的两倍。英国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且这个时期英帝国正在解体，一些殖民地的流失，给英国造成了难以估算的经济损失，再加上战后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兴起，令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二把手”的位置也难以保全。这种种压力让英国在夹缝中喘息，为了维系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为了发展本国经济，英国决定加入欧共体。
然而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成为与其他欧洲国家中关系中的一大阻碍。英国自以为在欧洲大陆还有一些威信，而且综合国力尚还名列前茅，欧共体的成员国应该夹道欢迎才对。可是英国忘记了，欧共体的重要成员法国与美国一向不合，英国的特殊身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不安。在戴高乐总统的竭力阻挠下，英国在1961年和1967年的两次努力都付诸东流。
欧共体的排斥让英国突然感到孤独，美国方面是不可能完全依赖的，英国作为欧洲的一员，必须与其他欧洲国家搞好关系。政治上的孤独感促使英国力争加入欧共体。在戴高乐辞职之后，新任法国总统实行比较温和的外交政策。经过几番洽谈，英国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欧共体中的一员。紧接着，英国围绕一些实际权力以及优惠政策的制定问题上与欧共体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谈判。英国加入欧共体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英国已经不同与从前，不能再以大国优越感来处理外交事务，其他欧洲国家的综合国力并不低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