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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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人生中，成吉思汗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战役是针对西夏，西夏是他在创建蒙古帝国的次年，即1207年所侵略的第一批外部敌人。尽管他们首先投降，但成吉思汗一直怨恨西夏国王，因为他拒绝派兵协助征伐花剌子模。西夏国王傲慢地说，要是成吉思汗不能独自击败花剌子模，他就不该发动战争。尽管成吉思汗被激怒，但他在那个时候正集中精力征战花剌子模；而一旦完成这一征战，他就回过头来对付西夏。当他再度挥兵南下的时候，几乎确定无疑的是，他已在计划另一场更主要的战役，西夏战役仅仅是前进中的一个开端而已。他大概打算在西夏王国境内取得一个可靠的基地，然后向南挺进，兵锋直指最后一个目标——南宋王朝。当成吉思汗征伐花剌子模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支军队在华北地区作战。
5、算端与可汗的较量（9）
1226年至1227年之交的冬季，在跨越戈壁向西夏进兵的途中，成吉思汗中止猎杀野马。因为在狩猎野马的时候，他所骑着的一匹棕灰色马受到野马冲击的惊吓，受惊的马将大汗翻坠于地。尽管受到内伤，又突发高烧，并且也考虑到妻子也遂的建议，但他还是拒绝返家，相反，决心继续征战西夏。尽管坠马后他的健康尚未恢复，但他仍然继续###西夏国王。出奇巧合的是，西夏国王的名字叫“不儿罕”，其意为“上帝”，与圣山不儿罕·合勒敦的名字一样。对成吉思汗而言，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神圣，一旦攻下西夏，他就下令西夏国王在被处死前改名。
六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对西夏取得最后胜利的仅仅几天时间之前，成吉思汗去世了。《秘史》明确地叙述他死于那年夏末，虽然原文极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骑过的每一匹马，但有关他去世的详情却猝然沉默。其他史料认为，在临终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塔塔儿妻子也遂，按照成吉思汗生前所习惯的简单方式来准备安葬他。侍者们给他弄干净身体，并且用普通的白色长袍、毡制的靴子和帽子为他殓衣。接着用塞满檀香（檀香是一种贵重而又芳香的木材，它可驱除昆虫）的白色毡毯把他包裹起来；并用一种适宜的香水来浸渍他的遗体。他们用三条金带来绑缚毡制的棺材。
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天，一支队伍用一辆简朴的大车，装载着大汗的遗体向蒙古进发。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引领着送葬者，其后跟着一位萨蛮女巫，而女巫身后则跟着一匹缰绳松弛而又没有加装成吉思汗鞍座的骏马。
很难想象成吉思汗会认为自己将给世界留下何种形象。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仅有一条微不足道的线索，可在米哈伊·阿老丁·术兹札尼的编年史中找到，他称成吉思汗是被诅咒的，并称成吉思汗死后将入地狱。然而，术兹扎尼记录了一位###阿訇所声称的，曾与这位著名征服者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阿訇曾服务于成吉思汗宫廷，而根据他的自我吹嘘看来，他至少还是一位蒙古可汗特别宠信的人物。在某日的一次谈话中，成吉思汗大致说道：“在我死后，一个强有力的名字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
犹豫片刻之后，这位阿訇对成吉思汗说到，他屠杀了如此多的民众，任何躲过劫难的人都不可能会记住他的名字。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并且提醒他，“很明显，你并没有完全理解，而且你理解的只是很小的部分。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国王，”他对这位博学的阿訇解释道。关于他将来的声名，成吉思汗补充说，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君主以及更多的国家。成吉思汗自信地宣称，“他们将会讲述我的故事。”
我们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而又更具信息价值的模糊感觉，可触及到成吉思汗临终前的心境以及他对自我的想象，这一信息保存在成吉思汗写给一位中原道士的信件中，这位老道士的部分弟子抄录了该信件。与主要记录事件和口头言论的《秘史》不同，这封信记录了成吉思汗对自己的剖析。尽管我们所利用的信件是由一位书记官用古汉语的形式写就的，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位书记官是一位服务于蒙古朝廷的契丹人，在此信件中，成吉思汗自己的情感与观念非常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成吉思汗的表达简单明了，并且广泛深入人心。他将敌人的失败归结于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而非他高人一筹的巨大威力：“我自身并没有卓越的才能。”他说，因为他们的“傲慢和极度奢侈”，“长生天”已经谴责过他周遭的文明。尽管他已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但他仍旧倡导一种简单的生活：“我的衣着饮食与牧民们一般无异。我们生死与共，同甘共苦。”他简单地提出了自己对有关财产的看法：“我痛恨奢侈，”而且“我使用适度。”他尽力视民如子，而对待有才能的人，则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都视如兄弟。他将自己与官员们的关系形容为是亲密无间的，并且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在原则上一致，而且我们总是团结一致，互相影响。”
虽然他是在入侵穆斯林的前夜寄出此信的，而且还是用汉文写就的，但很明显的是，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当作为众多王国的继承者，或任何一个地区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只承认一个以前的、他个人曾从中得到过启示的帝国──他的祖先，匈奴人。显然，他并不希望用穆斯林的或中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他想找到一种适合于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承自匈奴人）的自我统治方式。
他声称自己的胜利只有籍由“长生天”的帮助才有可能，“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因此我身上负有的职责也就很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和平中与在战争中一样，已经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我担心我的统治不合格。”他说，好的官员之于国家，就如同好的方向舵之于船一样重要。虽然他成功地找到良材为将，但很不幸的是，他承认自己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来管理国家。
5、算端与可汗的较量（10）
最重要的是，这封信显示出成吉思汗政治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在承认不足之后，成吉思汗还在这封信中表露出一种日渐上升的自我感觉，以及他对于整个世界的使命。他首先针对女真的战役──第一次超出草原的主要战役──是作为一系列劫掠性袭击的开始，但在此役之末，他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相较仅限于袭击以及控制贸易网络来说，他的言辞显露出一个更加深远而又更加广泛的计划。他承认自己要南下，去完成历史上尚未有其他人完成过的事业。他正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因为他试图“将整个世界统一到一个帝国中”。他不再是一位部落的首领，而今他试图成为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的所有民众和所有国家的统治者。
或许，对成吉思汗去世最恰当的描述，是由爱德华·吉本在十八世纪作出的，他是一位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还是一位研究帝国史以及征服史的伟大学者。他简单地述及成吉思汗“死于盛年之期和荣耀之中，临终时，他劝勉并且指示儿子们要去完成对中华帝国的征服。”为实现成吉思汗的愿望和执行他的命令，他的儿子们仍有许多任务尚待完成。
6、 发现欧洲，征服欧洲（1）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陌生部落才会来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24年
在庆祝自己即位为大汗时，窝阔台喝得酩酊大醉，显示出慷慨大方的品质，他将父亲的金库公布于众，把那里贮藏的所有财富全部分发。他取出成箱的珍珠赐予众人，这可是蒙古人最羡慕的宝物；一匹匹丝布在人群中散发；马匹和骆驼披戴上华丽的饰品；所有的蒙古人都得到了刺着金色花纹的丝质新长袍“迪尔”。五彩十色的服装非常之多，因此，在一天中，所有侍者都穿上同样颜色的服饰，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换上已经指定的另一种颜色的衣服。1229年的夏天，人们在曲雕阿兰尽情地宴饮，举行各种活动。那里建有许多仓库，它们其实都是国库，里面储藏着为数惊人的战利品，这些东西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战争中获得的。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庆祝自己，因此，蓝、绿、白、黄等各种色调的丝绸都滚在一起、卷成一体。为了使这一盛事变得更加荣耀光彩，于是酒不停地在人们杯中流淌；男人和女人们开怀畅饮直至不省人事，如果从熟睡片刻后朦醒过来，他们便继续豪饮。
大概就在此时，这个家族被赋予“黄金家族”或“黄金世系”的称号。对草原人民来说，黄金象征着王权，也可能代表着巨额财富，它们为这个家族所拥有并开始迅速耗尽。没有了成吉思汗对庆典活动的节制，如今统治帝国的继承者们，用并非由他们赚取的财富换来了他们衷爱的美酒。窝阔台即位大典上的醉酒狂欢，为他的统治树立了标准和典范，至少在短时间内也主导着帝国的精神面貌，正如阿塔篾力克·志费尼在不久以后写道，窝阔台“曾铺开地毯寻欢作乐，脚踩着长长的御道经常去品尝好酒和欣赏成群的美女”。
在成吉思汗逝世后的一段间歇期内，蒙古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窝阔台的即位庆典上，因此，一些新近被征服的臣服者重新反叛并停止向蒙古人进贡。为了重申蒙古的统治地位，窝阔台不得不把大批军队调回北中国和中亚。1230年，他刚坐稳大汗之位就派出一支由三个万户组成的军队（近三万人），以增强蒙古人对中亚的控制，可是那里的大部分财富已被他人攫夺。他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士兵们携家带口同行，可见它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这样一来，贡物又开始从北中国和中亚送往蒙古，然而，与在各地发生的劫掠活动中被抢夺的财富相比，这些贡物的价值不是很大。
窝阔台没有与他的军队相伴而行，征战不是他所优先考虑的问题。部分是出于治理国家的乐趣，窝阔台觉得他应该像所有伟大的君主那样，拥有一个永久性的都城，它不是由一个个“毡帐”组成，而是一大片真正的建筑群，拥有墙壁、屋顶和门窗。与他父亲的想法相反，窝阔台坚信，在马背上征战得来的土地不能在马背上进行治理，虽然在当时，马背上征战形成的统治方式和流动的权力中心在事实上是蒙古人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最初短暂的统治时期内，窝阔台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放弃了这个旧政策，转而努力为整个帝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权力中心和行政管理系统。
根据蒙古人的习惯，位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蒙古故地此时已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封地，因此窝阔台决定将都城建在更西面的自己的份地中。他选定了位于斡耳寒河流域蒙古领土中心的一片区域，那里曾属于汪罕的客列亦惕部，更是早期突厥人诸王国的统治中心。他是按照游牧部落对上等驻营地的规格要求来选择这个地点的。那里是一片宽阔的草原，和风将蚊子赶跑，充足而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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