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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

超级说客-第63部分

小说: 超级说客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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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德拉蒙德先生。再见。”
  我挂掉电话,倒好录音磁带,开始大声放音。
  戴克退回到座椅上,嘴巴合不拢,4颗大板牙闪闪发光。“是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录音放完后,他无法相信地说。我们双双盯著录音机,仿佛只有它能对这做出解释。这突然的发现使我震惊。我全身麻木,有几分钟之久无法动弹,无法思考。电话铃又陡然响了起来,但我们谁都没有伸手去接。我们害怕它。此刻。
  “我想得告诉基普勒。”我终于开口说,语调沉重而缓慢。
  “我可不这样想。”戴克说着取下眼镜,擦了擦两眼。
  “为什么不?”
  “咱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知道,或者说至少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或两者之一,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德拉蒙德肯定了解窃听器的事,因为我们刚才已经逮住了他。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没有办法当场抓住他。”
  “他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普勒对他能怎么办?没有真凭实据就随意指控他?还是再给他一顿训斥?”
  “到现在他早已习惯训斥了。”
  “而且这对审讯此案也不会有任何作用。你不能对陪审团说,德拉蒙德和他的委托人,在取证阶段干了肮脏勾当。”
  我们两个又对著录音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心里在反复咀嚼这件事,尽力想在重重迷雾中摸索出该走的路。去年上职业道德课时,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位律师在另一位律师通话时秘密录了音,结果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是有罪的,但我小小的罪过,与德拉蒙德令人不齿的行为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麻烦的是,如果我把录音带作为证据。我就会被人揪住小辫子。而德拉蒙德永远也定不了罪,因为用录音带根本无法将他制服。他卷入到了什么程度?窃听我们的电话是否他的主意?或者他只是使用了委托人传递给他的偷来的信息?
  对这一切,我们又将永远无法说清楚。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清楚。
  “我们可以利用窃听器实现我们的目的。”我说。
  “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过,我们得当心点儿,不要引起他们怀疑。”
  “对。咱们把它留到审讯的时候再用。咱们等到最后时刻,叫这些小丑统统劳而无功。”
  我们俩不约而同,慢慢地咧开了嘴巴。
  过了两天,我才打电话给德拉蒙德,把这个令他伤心的消息告诉他:我的委托人不想要他肮脏的钱。她现在的行为有点古怪,我向他透露道。今天,她害怕出庭;明天,她却又要去法院。就目前而论,她想的只是战斗。
  他一点儿也没有起疑心。他又回到他那典型的强硬路线上,威胁我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提起这笔钱;本案的审理从头到尾都可能无比激烈,变化莫测。我相信这些话传到克利夫兰窃听者的耳朵里一定很受用。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才能听到这段对话。
  这笔钱该拿。多特和巴迪将会得到10多万,这么多的钱他们用也用不完。他们的律师可以得到将近6万,实实在在的一大笔。然而,对布莱克夫妇来说,金钱毫无意义。他们一辈子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梦想发财致富。多特想要的,只是在某个地方记录下大利保险公司对她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她希望最后的判决,宣布她是正确的,唐尼·雷是死在大利公司的手里。
  至于我,我感到十分惊讶,自己居然能面对金钱却视而不见。金钱肯定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没有被它吞噬。我并没有在忍饥挨饿。我年轻。我还会有别的案子。
  而且,我坚信:如果大利公司害怕到窃听我电话这样的地步,那么他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虽然为即将到来的审讯忧心忡忡,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开庭的情景。
  布克和查莲邀请我到他老家去过感恩节。他的祖母住在南孟菲斯一座小屋子里,她显然已为过节日的晚宴准备了一星期。天气寒冷,又下着雨,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迫待在屋子里。屋子里至少有50个人,小的才6个月,老的年已8旬。唯一的一张白面孔,属于我本人。这顿饭吃了几小时,男人们挤在电视机房,观看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布克和我坐在车库里的汽车头上,吃着山核桃馅饼,喝着咖啡,一边东拉西扯,一边浑身发抖。他很关心我的爱情生活,我向他保证这是子虚乌有。目前是如此。业务不错,我告诉他。他日夜忙碌,尽管查莲还想要个孩子,但怀孕却很成问题:他从不在家。
  这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律师的生活。
  ……
  39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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